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于白银具备体积小、价值高、容易分割、易于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的货币属性，作为一种保值、购买力极强的贵金属，自古以来就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社会，作为货币的白银是一种称量货币，使用时要检验成色、秤定重量，其型制与规格，因时代不同而异，但多被铸成各类饼、锭、铤等形状，且多以重量单位“两”作为货币单位来计值流通，故亦称“银两货币”。白银货币是中国传统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

  唐朝以前，因受到商品经济的规模和金银冶炼技术的限制，白银很少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白银在唐代开始具备货币的基本功能，其价值尺度主要体现在赋税、赏赐、进贡和军费等方面。唐朝一些边远地区为了运输方便，向朝廷缴纳赋税时曾将庸调所收的布帛折合成银两运至京师国库。此外，在一些特殊场景、特殊地区白银还能代替铜钱、布帛来充当支付手段。如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也有“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的描述，可见用白银作货币是岭南地区独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岭南地区的银矿较多。

  唐代白银货币最重要的包含银饼、银铤和银锭三种型制。其中银饼呈圆状，制作比较规范，重量不等，铭文有的錾刻、有的墨书。京城铸造的银饼铭文一般錾刻铸造部门、人员、工匠姓名、重量、时间等；地方铸造的银饼铭文一般有地点、时间、银料来源、重量、贡纳官员及职务等内容。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银饼22件，其中4件铭文为錾刻，浇铸成型，表面有锤揲痕迹。这4件是庸调银饼，系首次在国内出土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考古价值。唐初，庸调都需缴纳绢或布，开元、天宝年间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庸调便折合成银两。因为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需入国库管理，故银饼上都有錾刻的铭文，以备考察验收。

  唐朝银铤主要呈长条形块状，一般形体较大，又可分为平首或弧首直身形，以及平首束腰形。从出土数量看，以直身形为主，束腰形数量很少。银铤上面大都有铭文，多有述及年代的，这就为我们判断银铤的具体年代提供了方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工作中，唐朝银铤的出土发现地点，多以唐两京地区的西安、洛阳为多，如西安北郊大明宫遗址、洛阳隋、唐宫城遗址等。传世有唐代“杨国忠进”银铤，重2046.3克，长31.6厘米、宽7.4厘米、厚1.14厘米，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该银铤系浇铸而成，表面锤槌平整，略显锤痕，正背面均有因使用时验明成色留下的凿痕。正面刻有“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十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洽”字样；背面刻有“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字样。银铤首起三字“鄱阳郡”錾明是地名，“采银丁课银”代表铸造此银铤的来源。唐朝银铤原料大多数来源于各项税收，税收中有些是由朝廷直接派“专知官”负责，铭文中 “专知诸道铸钱使杨国忠”，就是杨国忠代表朝廷专管地方铸钱事宜的例证。从铭文考释来看，它承载的信息量很多而且内涵丰富。铭文标明“五十两”，实际重量为2046.3克，表明铸造得非常规范标准（唐伍拾两银铤重量在1950～2115克之间）。这件银铤是我们研究唐金银铸币的珍贵资料，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唐朝银锭主要呈船形，顾名思义，外观为一艘船的形状，型制比较特殊，锭面呈中间狭两头宽的束腰状，两端由上至下呈斜面梯形状，出土极少。今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唐代船形银锭多以五十两为主，一般是素面，没有铭文。

  两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大中城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货币流通领域极其繁荣。宋代币制以铜钱为主，铜钱的铸造量、流通量都很大。但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已不能完全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开始在商品经济中发挥逐渐重要的作用。金银在两宋社会发挥的最大的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用于一般交换；用于官民间交易，商人算请榷货（盐茶钒等）可以按特殊的比例缴纳金银代替铜钱；用于同境外进行贸易往来；用于馈赠、贿赂等支付与储藏；用于官方赋税等收入中；用于官方财政支出等。

  两宋时期，因白银是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故对其成色很看重。据南宋《居家必用宝货辨伪》一书记载，当时白银已有十几种名目，有“金漆花银”“浓调花银”“茶色银”“大胡花银”“薄花银 ”“薄花细银”“纸灰花银”“细渗银”“鹿渗银”“断渗银”等。当时银铤有官铸和民铸两类，一般民间铸造的银锭上刻有店铺的名称、时间、工匠姓名，并表明银两成色等。官府铸造的银锭上面则有州名或“盐务税”“出门税”等字样。

  两宋时期银两货币的基本型制是铤状，早期银铤延续了唐代风格。两宋银铤的出土比较多，范围较广。根据目前所见出土宋代银铤的型制分析，主要有长方扁形、束腰形等，以束腰形最为普遍，因此束腰形可能为宋代银铤的主要样式。束腰形银铤的基本型制为两端为平首或弧首，中间束腰，正面四角微微翘起。大量的出土实物表明，北宋银铤两端为平首，面宽背略 窄；南宋银铤锭两端为弧首，面背宽度基本相同。

  北宋银铤上的铭文比较多，一般是竖行书写，由右向左排列。主要内容为银铤的用途、时间、重量、铸地、铸造者的官职等。铭文全部錾刻而成，所以很不规范，彼此差异很大。南宋银铤上的文字较少，只有用途、重量、铸地和铺户名。铭文大多采用戳印方法而成。

  两宋时期的银铤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它们的重量、尺寸的不同，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半。今所见宋代银铤的重量大致有以下三等：一是1850～2030克（约合宋衡制50两）；二是914～988克（约合宋衡制25两）；三是418～597克（约合宋衡制12.5两）。

  金朝在对辽、宋的战争中通过掠夺及索要“岁币”获得了大量的金银。攻下辽燕京(今北京)后，把燕地之金、帛皆掠归本国。金灭北宋后，使汴京（今开封）“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而且，南宋每年向金朝交纳的“岁币”中白银数量基本在20～25万两左右。故金朝府库白银储量较大。

  金代白银货币分大小两种形式：大者，为五十两银铤。虽然《金史》中未记载其形状，但我们大家可以从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了解到它的型制和特点。从发表的拓片和实物资料能够准确的看出金代银铤形制特点：两端呈弧形，中间呈束腰状，正面微凹，有波纹，背面呈蜂窝状麻面。其形制大体相同于南宋银挺。铤面錾刻铭文。根据铭文，金代银锭可分为贡银、税银等几种。

  小者，为承安宝货银铤。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以银铤的形式一直存在于金朝的流通领域，起初官铸每枚银铤重五十两，折合铜钱一百贯，这样就给流通造成不便，因此存在“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的现象。加之纸币贬值、铜钱短缺等因素，因此铸造小重量银铤以便于流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金政府于承安二年（1197年）开铸自重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的银铤，命名为“承安宝货”，规定“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并制定了私自销毁熔铸、截留的奖惩办法。承安宝货银铤在使用初期，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但流通不久，民间私铸蜂起，私铸者多在银中掺杂以铜锡，造成银锭成色降低，劣币充斥市场，致使众多商肆倒闭，导致商民拒用。面对如此局面，政府不得不于承安五年被迫下令停铸。由于承安宝货银铤从开始铸造到停铸只有短短三年，又因无实物流传，加之史书又没有明确记载，故人们对其形制一直不甚明了，民国时期的一些钱币学者甚至指出其形制为圆形方孔。20世纪80年代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几枚承安宝货银铤，完全解决了承安宝货的型制问题，并为研究金朝银两货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该类银铤为两端呈弧形，中间呈束腰状，表面四周均有水波纹，背呈蜂窝状。上首正中横凿“承安”二字，腰部竖凿文字两列，右边为“宝货壹两”或“宝货壹两半”，左边为“库”“部”二字和押记。承安宝货银铤流通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其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以白银铸造并正式标明法定纪值的货币，对其后元、明、清乃至民国的白银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