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到墓地扫墓，在政府的“文明扫墓”倡议下，他和家人在亲人墓前献花祭拜后，再回自家所在的小区，拿铁桶烧纸钱。另一次则是直接在家里，厨房一定要打开抽油烟机——每年都有人在小区楼道烧纸钱，产生烟雾，引发邻居报警。

  烧纸在城市里渐渐成了打游击一样的存在。一到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夜幕降临时，在十字路口和沿河、沿江处，常有人守着一团摇曳的火光，持续往里投纸钱。次日清晨，如果行人留意观察，会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花坛角落、河边的地面看到黑黢黢的灼痕，和用白酒浇出的圈。

  在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不少城市都会张贴禁止明烟明火、文明祭祀的标语和通知。即使如此，在城市里烧纸的人仍然不少。

  2022年清明节，因防控新冠疫情的需要，江苏南京全市的墓园关闭，有些市民转到城市街道和郊外烧纸祭祀。2022年3月28日下午，在六合区八里村，当地村民就因为上坟烧纸引燃了周围的杂草。此外，在南京不少小区内，也出现了大量市民通过烧纸钱寄托哀思的情况。

  只是在大城市，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叶嘉良这样的本地人身份。快节奏的生活和遥远的故乡打破了多年来扫墓祭祀的习俗。广州光孝寺前的光孝路是当地有名的购买民俗纸钱货品的街道，纸钱大礼包穿插在红灯笼中，老板经常坐在店门前，将锡箔折成元宝。人们花三十多元就可以请老板为去世的亲人烧一份纸包。一位店主告诉我们，代烧的大多是外地人。在异乡漂泊，无法回家亲自祭扫，代烧成为他们在他乡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挂念的弥补之策。

  一年到头，光孝寺附近的商铺里都被纸扎和纸钱塞得满满当当。金元宝叠成莲花状，在太阳下闪光，这些与时俱进的纸扎构筑出一个现代的富足生活：门前挂着别墅和豪车，纸西装配上手表和手机，方方正正地叠成一盒，旁边摆着龙虾和火锅，以及各种名牌鞋包。

  在墨西哥的唐人街，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潘玮琳也看到过中国的冥币。唐人街不少店前摆着祭祀的祭坛，把冥币、大米这些象征生死转化、象征丰收的东西供奉在前面，伴有当地常见的万寿菊。“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里，你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国传统的烧纸风俗发生了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但是它的核心还在那里。”潘玮琳说。

  她生活在上海，小时候家族沿袭着烧纸的习俗。江南一带多烧锡箔，这种银色的纸钱由极薄的锡片裱褙在竹纸上制成，一度成为杭州、宁波、绍兴一带的特色产业。潘玮琳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论文《礼俗消费与地方变迁 江浙锡箔的物质文化史》追溯、讨论了长江中下游的锡箔文化，千百年来，儒道佛三教都无法考察烧纸的起源，只好将其合理化并纳入日常宗教仪式中。民国时期将烧纸定性为迷信和铺张浪费的活动，并以增加赋税的方式抑制锡箔行业的发展，试图通过惩罚来引导民众放弃烧纸习俗，但未见成效，始终没能完全消除它。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柏桦曾在《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下称《烧钱》）中解释——

  这些从绵延的纸卷“裁剪”下的纸钱，聚集成堆、浓烟弥漫、灰烬层层，伴随着呛鼻的烟尘等环境污染物，烧纸被认定成一种严重的火灾隐患，一场美德和理性的戏仿和嘲讽，一种纯粹和虔诚的价值表达，一段富于娱乐性的描写，一出维持生计的劳作的神曲，一种关于人性的本初价值与现实的本质的规范性仪轨，一种与神灵沟通的方式，一种保护生命、使之薪火相传、更续不辍以实现永恒的祈愿，一种赋予轻浮的祝辞和誓约以物质分量的努力，一种通过肩负义务来实现生命本质的付出，一种表达和纾解遗憾、悔恨与悲伤等心理创伤的寄托，烧纸在传授给我们关于价值的学问，它最终将世俗的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劳动价值）转变为真正的价值、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

  如今，烧纸这一日常礼俗仍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对于如何理解烧纸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我们与潘玮琳展开了对谈：

  在现代化进程中，烧纸活动的场合、形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具体来说，它在当下是如何被认知的呢？

  学术一点来说是被他者化了。原来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它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并不是到了某个时间点自己要做的一件事，而是阅读或观看别人怎么在做这个事，把它从生活中剥离，异化了。比如，有专门的研究者用专业的方式去收集、研究烧纸活动，然后整理成与现代相对立的一种传统民俗知识，制作成一种文化标本，写进书里，或放到公共教育场景、地方性旅游项目中去展示。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在由国家推动的社会治理中，从公共卫生和环境的角度，烧纸钱被问题化，比方说烧纸要到地上去画一个圈，焚烧时会产生空气污染、垃圾。

  过去其实它不是为了向公众展示的，应该是私人性活动。但由于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变，把一些私人的宗教活动显性化了，会影响到从事这个活动的人的心态，会考虑会不会触犯他人的利益，也变得更小心，想尽快结束这个仪式。

  我们家在上海普陀区，过去是上海的郊区，一家好几代人都住在一起的。烧纸是一个大家庭行为。每逢我爷爷的忌日或是冬至，家里所有孩子都要回来。从中午开始，烧8个菜，摆桌。到门口去插香，有一个人念念有辞走到门口请先人回来吃团圆饭。整个吃饭过程中香火是不能断的。等宴会到了尾声，家里面子孙辈就要三跪九叩，拿出原来折叠好的锡箔去门口焚烧，意思是他们要离开了，让他们带一些钱回去。

  烧也有讲究的。在家门口的地上画一个圈，圈里的钱是给家里祖先的，圈外也要撒一些，是给故世的邻居和无祀野鬼的，这样的话可以帮祖先们融洽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际关系，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房子拆迁了，大家都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核心家庭的范围里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烧纸的事。我奶奶去世后，有三四年我们还烧纸，随着我父母年纪增长和精力衰退，我们家慢慢想到通过一些购买服务的方式来代替，到寺庙里供奉长生牌位，一年大概一百多块钱。我有同学在寺庙开的文化公司工作，说供奉长生牌位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有意思的是，它并未因为他者化和问题化而消失，反而还在发展新的形态。比如广州城区有一座光孝寺，街道上卖纸钱大礼包，可是寺庙那边不能烧，所以寺庙门口的“T”字街道上，卖纸钱的人会提供代烧的服务，还能给购买者拍小视频。

  总有一些绕过监管的迂回的方式，比如一些祭祀用品“无烟化”了，香烛也变成电子的。

  一般来说，以前主持烧纸活动的往往是家里的老人，他们在家庭中起到仪式专家的作用，由他们来决定在何时做什么事。这一整套的仪式和知识是独立于我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体系之外的。如果家庭缺失了这样的人物，那烧纸可能在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消失，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

  我奶奶在世时是小区的烧纸“权威”，邻居们会咨询她去哪儿买锡箔、怎么折叠、怎么烧，有很多讲究。奶奶八十多岁时常在家里“结锡箔”。上海话里，折叠锡箔，叫“结锡箔”。在她去世后我们得知了十多个纸箱，里面装满了她为自己“结”的锡箔。可能她感觉自己去世后，我们很难再有这样的耐心为她准备，所以就攒了很多，说将来到了清明给她烧一点。

  后来一些新的仪式专家出现了。过去可能只有地方寺庙的僧人、道士来主持仪式，仪式具有地方性和个性。现代殡葬业的从业者，俗称“一条龙”，发展出了一套适应现代城市的新的仪式。在像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里，不同的地方性风俗被吸纳、整合。仪式服务的商品化意味着仪式的标准化，并且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仪式也慢慢变得被简化。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和简化是一个趋势。

  ▲广州，在巷子里烧纸祭拜的市民为过往的电动车让路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郑洁

  载体的改变是不是意味着承担的东西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在传统的烧纸仪式当中，比如“结锡箔”，会强调手对纸钱的触摸和处理，甚至强调某种自我牺牲的价值。但现在很多不是自己直接去烧纸了。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在前现代社会，很多宗教仪式强调的是亲力亲为，需要很多时间和劳动，通过个人的付出来强调仪式的有效性。它不具有货币价值，但一定要通过大量的人力参与，把原本没有价值的东西转化成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亲自参与的部分被淡化了。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市场化可提供标准的服务，祭祀用品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长江下游的商品经济发展比较早，所以，杭州、绍兴、宁波生产锡箔，人类能买回来折，因此锡箔已经是半参与式半商品化的祭祀用品了。

  富庶之地的人对于纸钱的形式也会要求升级，希望供奉给祖先价值比较高的东西，近似于奢侈品。锡箔对应的是银两，价值远高于纸钱所对应的铜钱。把范围再扩大一下，在香港很多街头的纸扎店，你可以买到各式智能手机、轿车、名牌服饰。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后还有防疫三件套。2015年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举办过一个叫“冥间超市”的专题展览，展出的是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区以及香港台湾地区收集来的纸扎，形形，无所不包，超乎西方人的想象。

  ▲2020年，潘玮琳在波士顿唐人街的超市看到的纸钱，有冥币、寿生金、香烛套装等 图/受访者提供

  是的。我自己在研究中追索历史上的知识精英，包括儒家学者，他们怎么解释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烧纸这件事。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困惑，找不到依据。儒家找到的合理化方式是说烧纸合乎礼制。儒家讲“事死如生”，不把逝者当作已经去世了、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没有关联的人，而是要像他们还生活在我们周围一样来对待。也就是说儒家对于死后世界持一种不可知论，但不是以神或鬼的具体化形态去肯定其存在，而是通过一定的人伦秩序去表达情感上的联系。

  儒家把祭祀用的器物叫作“明器”，是一种对“生器”（即活人用的东西）的仿制品。儒家提出，通过器物性质的不同来体现对于生者世界和死者世界的区分。“明器”要“貌而不功”，即形式上像，但材质和做工尽量简省即可。背后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节俭的思想。

  为什么东亚社会在这么现代的生活环境下，还会保持着这样一种前现代的宗教祭祀方式，而且它的用品还在不断被现代化？

  这是一个最大的困惑。现代人仍然会被一些超自然的题材吸引，仍然有许多我们通过科学、现代文化无法消化和理解的东西。从人类学家研究祭祀仪式的角度来说，它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的宗教和情感需求。

  无论是发生在城市空间还是传统村落，人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对净化环境的需求，以及——如果逝者是亲人——人跟逝者之间的情感维系需求，仍然是存在的。这些需求会促使我们去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从这点上来说，现代人跟前现代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广州光孝寺前，尽管街道多处张贴禁止明烟明火、文明祭祀的横幅，但前来购买纸钱的人仍不少 图/张志韬

  你在书的序言里写过你在小时候对烧纸的轻蔑，甚至也影响了你和奶奶的感情。当你做烧纸相关的研究之后，对家里的烧纸活动会有情感上的变化吗？

  其实做研究并没有让我变得更感性，反而有段时间我试图让自己作为冷静的观察者，把当时每一次烧纸活动当成一场田野经验，比方说清明祭扫，我更多是从研究者角度去拍照记录，在家中烧纸活动的参与感并没有增强。

  我对奶奶的歉疚是在读柏桦的《烧钱》时被调动出来的。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英文版，并没什么感觉，但是我第二次读时隔了十多年，我自己岁数也增长了，这时我再通过他的书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关于我奶奶和锡箔的过去。

  小时候每到暑假，我奶奶叫我帮忙一起给爷爷结锡箔，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但我奶奶有一套说辞，说因为我是孙女，我结出来的锡箔价值会翻好几倍。我会跟奶奶辩论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假的。我奶奶会很生气，也常说我爷爷托梦给她，我觉得托梦是非常无稽的说法。

  柏桦的书第一章就讲托梦，他就说这样的烧纸（钱）行为，如果从宗教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宗教经典文本的理论去支撑这个仪式行为，唯一能够支撑这些仪式的是人们内心相信自身和死者之间会有一种沟通。这种沟通是通过托梦的形式，生者了解到死者这方面的需求，促使生者不断烧纸。我奶奶告诉我关于爷爷的托梦，就是一种个人经验化、别人无从验证的她和死者之间的联系。这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但是我当时年纪小，没有很好的方法去理解这种情感。

  我也是在成长过程中，才慢慢体会到情感维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我爷爷去世时，我只有四五岁。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点就是爷爷的追悼会，所有人都哭得很伤心，我拼命想哭，想融入大家，可我就是哭不出来。我觉得不哭是不对的，但是我哭不出来。

  当时拍的照片就记录下了我的这种状态，我在那假装哭，还偷偷地瞄边上的人，看人家怎么哭。所以那时我对感情和哀思的理解，和奶奶肯定是不一样的。她在通过结锡箔、烧锡箔不断地消化和寄托她对我爷爷的感情。

  回到你最开始提到的烧纸是一种大家庭活动，在那样的场合里亲友都在，明明是一种半公开场合，却有种坦诚的氛围，让人讲出一些真实的想法和愿望。

  烧纸是一个祭祀场合，但它也是难得的沟通情感的机会。我对柏桦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柏桦去华北参加一个郊外的葬礼，在葬礼结束后，人们要把死者的遗物烧给死者。人们坐在那烧死者的遗物和纸钱，整个焚烧过程要持续到天亮。所有人守着这堆火，不断地默默烧纸。我联想到我们每次一家人聚在一起结锡箔和烧锡箔时，多数时候大家都是沉默的，但是偶尔大家会借这个场合回顾我爷爷生前的一些事情，这是很难得的温馨时刻。

  在这样的场合，人的情感会得到一定的释放。我觉得这有点类似心理治疗的一种场景，让家里人可以互相敞开心扉。前现代社会的一些祭祀场所，也是处理协调日常家庭和村落人事纠纷的地方，因为它会唤起人的情感、平衡生活中理性的诉求，它是一种情感和理性的平衡点。

  在家庭内部或者社区内部发生冲突的时候，协商的目的是为了产生妥协，大家能互相平衡彼此的利益，在协商中，光依靠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情感作为支撑。祭祀仪式不断提醒人们，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或者是村落社区里近乎血亲的关系，这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基础，这种情感维系是重要的。

  ▲广州光孝寺东边的一家店铺，店主经常一边招呼生意，一边叠纸钱中的元宝 图/张志韬

  尤其在现代城市，烧纸这个行为本身会提醒人从哪里来，像一种和自身来处的再连结。

  人在情感上还是有皈依需求。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大家都羡慕那些有家乡的人。虽然在城市中感觉到生活上的压力太大，但觉得可以回到一个像母体子宫一样的地方去疗愈心灵创伤，汲取最原始的力量，获得新生，或者说重新充电再出发的感觉。假如没有这样的家乡给人提供情感上的休憩，人很容易感觉自己长期处在无根的状态，始终在拼搏，在挣扎、漂泊。

  传统的农耕时代延续下来的仪式，也在不断给人的情感反哺和充电，让人感觉自己所生活的网络中有自己的位置，有需要时，可以寻求慰藉和帮助，通过仪式维持传统的人际网络，可以给个体一种支撑。人仍然希望能向更大的外部世界寻求一种冥冥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