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燎燎而起的哀思，从农业文明时代生根至今；一面是现代城市治理矛盾，新家园如何回应旧哀愁？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一道组成了中国传统的祭祖大节，也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节日。

  每当中元节来临，城市街头巷尾、十字路口和沿河、沿江处，常有形单影只的个人或围坐一圈的家庭，燃烧冥纸、冥币以寄托哀思。密集处，浓烟滚滚、刺鼻难当。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多地年年都会开展文明祭祀的集中治理活动，甚至安排专人劝导、看管。

  一面是燎燎而起的哀思，从农业文明时代生根至今；一面是现代城市治理矛盾，新家园如何回应旧哀愁？这道带着历史厚度的“老题目”依然在等待治理者的“新解法”。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街头烧纸由两个关键词组成：一是烧纸行为；二是街头场所。这也暗含了社会治理的两个关键点。”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潘玮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2006年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再到以此完成博士论文、出版专著，潘玮琳认为街头烧纸是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切口，“往里看更多是社会性、历史性、经济性的议题，本质上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与传统农耕民俗实践的张力”。

  作为汉族特有的寄托哀思仪式，街头烧纸行为与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相牵连。即便在现代社会，这种仪式表达依然具有指引性作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曾撰文表示，“慎终追远”的丧礼哀思仪式是塑造中国传统伦理“敬”的一个路径，并最终促进了《论语》中“民德归厚”的公共精神的生发。

  在潘玮琳看来，烧纸仪式所建立起的“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超验性联系，具备“某种心理治疗的效果”。十字路口旁、花坛角落、河边地面等一圈圈黑黢黢的灼痕之下，是情感在仪式中宣泄。专注于中国安宁疗护与死亡教育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也认为，烧纸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种情绪出口。一名青年收房的人说：“对着火光说说话，好像有某些疗愈效果，感觉到温暖。”

  与此同时，城市街头烧纸现象背后暗含着更大的社会母题——流动人口与中国城市化。潘玮琳认为：“工业社会之前，烧纸更多是一个发生在家庭或家族中的内部行为。城市化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随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私人空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压缩，烧纸行为由此更多地暴露在公共视野中。”本地居民在仪式形式或场所方面的选择或许更多，而城市新移民或流动人口，很少有其他渠道寄托对故去亲人的想念。

  大城市集中式的市郊陵园、繁忙的工作节奏、折叠的居住空间等新特点，都使得街头烧纸成为寄托情感的权宜之计。另一名青年收房的人说：“不知道还能去哪，街头更便利。”北京奥运村街道办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王硕接受北京新闻广播采访时也表示：“（街头烧纸）这几年愈演愈烈……好多烧纸的都是不能回家扫墓的。”

  在现实考量下，将哀思“街头化”成为异乡奋斗者的选择。“在城市化带来的个体生存原子化的处境下，这成为一种被迫在公共空间中展示的私人行为。”潘玮琳说。

  一圈圈焚烧的纸钱，承载着流动的怀念、哀思与铭记，但是也给居民带来了实际的困扰，甚至埋下安全隐患。

  多地都报道过由街头烧纸引发的相关险情。北京晚报记者清明期间在晚间走访时发现：“不少路口火焰升腾，浓烟滚滚，碎纸火星乱飞……21处灰烬，它们有的用水浇灭了，有的还在燃烧。由于长时间炙烤，地面被熏黑。”

  潘玮琳将街头烧纸带来的困扰总结为火、气、观感三个方面：“明火涉及公共安全问题，明烟带来空气污染问题（特别是南方焚烧的锡箔纸钱中还含有铅等有毒物质），这些对于社区里的其他居民也造成观感上的负面影响。”民俗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吕静也认为：“表达情感同时还要注重社会影响。”

  根据测算，焚烧1千克纸钱会增加1.46千克的碳排放量，街头烧纸行为的集中性往往使得城市空气污染在特定时间关口“陡然爆发”，背离了现代城市治理中“文明、绿色、科学”等价值主张。早在1995年，北京市公安、民政等部门便联合发布《关于严禁在祭扫活动中烧纸的通知》，明令禁止在祭扫中使用明火。《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不在道路、居民区和其他公共区域焚烧、抛撒丧葬祭奠物品”。黑龙江等地的殡葬管理条例还明确禁止制造、销售冥票等殡葬用品。

  不少城市为降低街头烧纸困扰，选择加大治理力度，集中整治、运动式整治、全天候整治。沈阳在2021年出动执法人员万余次制止街头烧纸后，今年1月继续开展集中整治。同在东北的哈尔滨选择从源头监管，打击祭祀品销售。

  从结果上，“一禁了之”的治理策略并未带来街头烧纸现象的消失，在某些地方逐渐演变为具有博弈色彩的“游击烧纸”。有收房的人说：“有城管消防的地方不去，避开可能有人管理的时间。”一名来自福建的收房的人说：“泉州地区大部分家庭除了重大节假日，每逢农历初二和十五，都需要烧纸。如果能上天台的话，一般就选择楼顶烧纸祭拜。第二选择是楼下、街头，如果还是不方便的话，更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选择在楼道里烧纸。”

  “街头烧纸作为一种民俗现象，有着非常强的历史惯性。从以往实践经验来看，单纯采用行政手段去取缔、禁止，效果并不显著。”潘玮琳说。

  多名采访对象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开设专门场所，让这个私人行为有更为妥帖的安放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菁菁认为，可将街头烧纸行为纳入城市管理范畴，规定好可供选择的特定区域、焚烧物品的环保要求、烧纸之后的清理责任，“还要专业部门，来开辟更多途径、开拓更多思路”。

  民俗专家、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齐守成认为：“一种习俗取代另一种习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渗透过程中，城市治理如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在香港，由于城市化发展较早，城市治理在应对街头烧纸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策略。潘玮琳介绍：“在香港地区，人们选择在街头烧纸的做法非常普遍，但是烧纸时不会在地上画圈，而是放在一个铁桶里面，这样做才能够限制烧纸对环境的影响，并且人们已经养成了事后清理现场的习惯。”

  而在新加坡的华人社区，通常会在公共空间建设之初，就设置焚香烧纸“炉子”或铁桶，位置固定，专门用于居民烧纸祭祀。2022年7月起，新加坡开展环保祭祀公民教育活动，内容最重要的包含：每次少量焚烧冥纸，确保燃尽以减少烟雾和灰烬；祭祀后清理香烛祭品，保持环境整洁等。

  今年清明节，北京石景山古城街道老古城西社区为居民准备了用来烧纸的铁皮桶，社区党委书记曹文萍解释：“放铁桶不是鼓励或者提倡大家烧纸，某些特定的程度是为了消除隐患。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文明祭扫。”

  街头烧纸行为不仅需要从硬件设施上解决安全风险隐患，还需要从软性环境上促进文明祭祀。“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之外，也可以在文化上进行一定的引导。街头烧纸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是老年人，在沟通过程中需要避免观念差异上升为情绪对立、冲突；年轻人也应该在家庭中扮演传递现代规范和理念的积极角色。总之，只有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形成合力，才能促进街头烧纸行为向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方向演变。”潘玮琳表示。

  近年来，社会与市场力量也在为个人纪念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公墓代祭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连续多年提供代为祭扫服务，包括免费擦拭墓碑、敬献鲜花等内容。天津等地也推出了“一对一”的免费代祭公益服务，为祭祀提供了温暖的备选。

  与此同时，以数字祭祀、网络祭祀、绿色祭祀为代表的创新祭祀方式，联动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既满足了哀思表达需求，也减轻了城市治理的负担。从去年开始，西安市民能够最终靠手机“云祭扫”，为故去的亲人创建一个网络纪念馆，实现“点香烛”“送鲜花”，云端诉哀思。重庆市在今年清明节倡导“水溶纸”新型环保祭祀，把怀念与铭记倾注到亲笔书写的信笺上投入水中，信笺与颜料采用植物原料制作，安全无污染。

  西安雁塔区还探索在辖区137个社区开展集中、统一、公开的社区公祭，把零散的街头烧纸行为凝聚为集中、文明的绿色仪式。北京、长沙、长春等多地街道也开始发起“鲜花换纸钱”的新风倡议，在社区设立鲜花兑换点，引导人们选择低碳祭祀方式，共同守护天蓝水净的自然家园。

  “街头烧纸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碰撞出的特有现象，也考验着城市治理智慧，期待公共治理在解决街头烧纸行为更有新意、更有温度。”潘玮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