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除了春节之外，民间最重大的祭扫日。怀念祖宗，追思亲友，家族团聚……本期特稿，向读者奉上李照宏30年来的扫墓故事、千余人送“病友”的别开生面的公祭仪式、90后怎么样看待清明祭扫，将使你在感动、怀旧、反思与共鸣中，从另一种视角感知生命与亲情的可贵，传统习俗传承之珍重。

  30年来，每到4月，他必定跑一趟。上世纪八十年代交通不便，去一次都很费劲，他要先坐火车到昆山，改乘公交到石牌，再踏着一路的泥泞走到河边，搭上小船，一路伴着“突突突”的马达声驶向远处僻静的水乡田野，那里埋着他的母亲和姐姐。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墓兴起后，政府在公社、乡镇建立统一公墓，让散居在外的墓地迁移至一处，这样既不占用耕地，也使得扫墓在规范之中显得更为庄重。

  李照宏今年77周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他是独子，有5个姐姐，母亲45岁生的他，非常宠他，姐姐们曾抱怨：“老娘走到哪里都抱着他，从来没抱过我们。”如今，他想听这些抱怨话都听不到了。他感觉自己活到现在就是一个奇迹：从小到大不时地生些大病，然后一次次历险、过关，如今还精神矍铄，每天还从6楼走上走下。

  隔三差五，李照宏拖着个小行李箱和他的一群老年朋友到周围省市进行短途游，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走走看看、说说笑笑。去年4月，他在女儿和两个外甥女的陪同下，去了台湾旅游，实现了他的一个出境游愿望，买了一副名牌墨镜戴着，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

  李照宏的母亲姓薛，出生在清朝末期（1896年），缠着足——因为个头高，脚也比较大，缠得特别痛苦。薛奶奶本来就出身于穷苦家庭，加上她出生后接连碰上了清朝灭亡、辛亥革命、北伐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得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生活没有保障阶段。李照宏说：“虽然我出生在上海，但父亲告诉我，他们是日本侵华进入江苏时一路从北往南逃难逃到了上海。父亲说他挑着一根扁担，前后篮筐里各放着一个年幼的姐姐。”

  李照宏也亲眼看到过日本兵。那是1945年日本刚刚宣布投降后，当时四五岁的李照宏从自家草屋的土窗向外望，看到有一个日本通讯兵在他家田地里挖土，然后竖起一根电线杆要架起来。他有点害怕，赶紧告诉母亲。母亲正在炒玉米，日本兵走过来讨着吃。母亲指指玉米，又指指李照宏，意思是这是给小孩子吃的。日本兵悻悻地走开了。李照宏现在回忆起来都后怕：“家里就只剩这点吃的了，母亲为了我居然敢拒绝日本兵！幸好他们已投降了，不然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可怕情况呢。”

  “以前父母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不明白他们现在在地下生活得如何？”李照宏说他扫墓烧纸钱并不是迷信，“父母给了我生命，他们辛辛苦苦了一辈子，都没有赶上好时代就离开了，我把对亲人的思念通过这一种方式来传递，我希望他们有灵的话，知道我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了。”他悄悄告诉我，在母亲十年祭日时他扎了一个三层楼的房子烧给她，因为她母亲从来没住过楼房、没坐过出租车、没享受过舒适的生活。

  李照宏和唯一在世的最小的姐姐每年一起去昆山扫墓，早上由女儿开车从上海出发，从沪宁高速或者沿江高速选择不太堵的那条高速走，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墓地。在墓地，他们会和昆山的亲戚碰头，那是他昆山过世姐姐的儿女们，现在又有了第三代，大家扫完墓一起吃午饭，一年一次的亲人团聚，畅聊家事。

  如果不是扫墓，他们基本上是不会碰头的，平时各忙各的，好像都分身乏术，即使是春节，也不会特意跑到上海来探亲。因为父母的缘故，因为昆山姐姐、姐夫的缘故，大家也有了相聚的理由与时间。

  扫墓，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走一个形式，但是李照宏并不这样认为，他看得很重，至少对于自己是这样要求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的清明节还是正式放假的大节日了。”

  今年，李照宏提早了一周去扫墓，因为4月份他要和老年团的朋友一起去泰国旅游。

  李照宏3月中上旬就开始准备祭奠物品，买好锡箔、折成一个个元宝，装满两大袋，纸钱一叠叠成百上千，算下来也是一大笔财富了，然后到上海一些名家老字号买青团，还有一些可口的点心，临走的时候带上苹果、香蕉等水果。

  非周末上午的昆山石牌公墓人并不算多，还能找到车位。李照宏和姐姐李秀英两位老人坐了一小时车后稍显疲惫。他俩熟门熟路地找到墓地位置，拿了个铁桶，放在墓前，然后把备好的锡箔元宝和纸钱放进桶里点火烧。李照宏对着墓位上的画像说：“老娘，儿子小宏子来看你了，给你带点东西来，希望你在地下有知，能够有好日子过。”

  桶里的火开始旺起来，升起一股烟，墓碑一会儿被照得发光，一会儿又处于迷蒙之中，令人思绪万千……

  李照宏回答：“他们那时生活苦，能吃到好东西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们都是准备一些实用的东西。”

  李照宏觉得他不来扫墓就对不起娘亲，而在这个世界上，娘亲是待他最好的人，没有之一。

  而对于将来，李照宏并不奢望儿女像他一样给父母扫墓。他说：“我希望我们是扫墓的末代人。我有亲身体会，每年扫墓对子女来说无形中是一种负担，子女现在都很忙，我想得很明白，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对老人好一点，让老人生活质量高一点，活得开心一点，就像歌里唱的‘常回家看看’，我们也就知足了。今后都是独生子女，哪有那么多精力给4个老人扫墓？”

  至于自己，李照宏表示：“我觉得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对得起父母，也对得起子女，这就够了。”

  3月30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祭仪式在上海青浦的福寿园举行。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邀请了临终关怀志愿者、社会学者等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共同参加。公祭以讴歌生命的手语舞蹈《让爱动起来》揭幕，然后有俱乐部成员献花圈、为逝者朗诵，在正式的仪式中，有礼宾人员正步开道、灵骨安放、全体人员共同合十祈福，最后家属撒入“乡土”和花朵、封穴，现场活动在俱乐部的口琴队集体吹奏中结束。

  这是一场将花坛葬全面仪式化的扫墓祭祀，现场既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声，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千人相送的场面和病友们的深情，用集体送行的形式，表达对于“生命告别”、“生命尊严”、“生命回归”的态度。这个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希爱林生命教育园”于2005年建立，园区内呈同心圆状排列着的生态环保型的花坛葬区在当时属于首创，这里安葬着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逝去的病友们。“花坛葬”平均每人仅占地0.05平方米，每人仅收费800元。该葬式以葬入花丛为形式，使用可降解的骨灰容器，容器降解之后骨灰融入泥土中，和天地融为一体，体现了“入土为安”的中华传统，也应和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美丽意境，让生命转变成另外的一种形式，长眠于鸟语花香之中。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袁正平今年68岁，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俱乐部成立没几年我曾采访过他，当初他新婚后不久被查出癌症时医生说活不过一年，然而明年就是俱乐部30周年了。2002年至2003年他到台湾、香港等地考察，看到所有的医院都有临终关怀，完成生命最后的接力棒，并帮助家属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才算是结束。

  癌症康复俱乐部都是一群向死而生的人，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生离死别，如何直面死亡、珍惜眼前的生命，让活着的日子更有价值，清明的这场千人祭奠让他们每次都会有新的思索、新的感受。千人同时追思、送行，死亡也可以如此美丽、有尊严。自从2009年45岁的音乐教师倪俊第一个花坛葬之后，如今已有70多位俱乐部成员选择了这样的形式，倪俊生前教过的一些病友后来组成了口琴队，每年清明会共同吹响《友谊天长地久》。袁正平说：“当生命融入群体之中，意味着没有死亡。”

  66岁的徐菲菲曾是大肠癌患者，查出时非常困惑、沮丧，“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住院开刀，别人几天出院，她在医院呆了一个月，化疗又是半年。出院后，她以“抱团取暖、群体抗癌”的信念参加了癌症俱乐部，她想：袁会长抗癌成功了30年，你行我也行。她的偶像是40岁患乳腺癌活到106岁的宋美龄，以及60多岁患肠癌如今90多岁高寿的秦怡。一边查资料对症下药，另一边在俱乐部里调整了心态，于是她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比如担任杨浦区癌症俱乐部合唱团团长、长海医院志愿队队长，还参加戏曲组，在大型舞台上演过京剧里的阿庆嫂，她的生活越来越充实的同时，康复自然也愈加顺利。如今已康复12年，从女儿结婚到有了外孙，她不仅为自己活，家人也给了她更多的盼头。她还参加了俱乐部的口琴队，每年冬至和队友一起为孤寡老人、贫困老人免费“下放”（入土）。徐菲菲说：“我不能掌握生命的长短，但我可以把握生命的质量，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让生命更有意义。”

  徐菲菲和俱乐部成员一起参加的千人送葬，每每让逝者家属感到生命的温暖与由衷的欣慰。而那些到现场参加追思会的人，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洗礼。人们从忙碌的生活中静下心来思索，让活着的生命更有尊严和价值，即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生命里仍然有击不垮的快乐和坚强，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质量。

  1994年出生的孙欣祺扫过几次墓，第一次是爷爷落葬滨海古园时，还有两三次是和大家庭一起去的，这两年因为工作关系没能去。扫墓物品都是家人准备。

  小孙说：“扫墓是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入土为安，后人祭扫是缅怀逝去的亲人，如果不去，丝毫没有那种感觉。当我站在墓前的时候，我就会联想起过去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他认为某些年轻人不愿意去扫墓的主要原因是与逝者纽带关系不紧，没有深切的感受。而有些人喜欢在网上祭扫，实际上是图方便。他补充道：“扫墓更重要的是那种仪式感，让你会产生实际上的共鸣。”

  同样是1994年出生的周辰，没有扫过墓，因为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健在。她说：“我很尊重这个传统节日，但就目前为止，只觉得这是个节气。”周辰的爸爸会给他的奶奶扫墓，但离她太远，她不熟悉，没有共同生活的场景，因此也没有共同的情感，所以她也没去过。对于扫墓的场景，她绝大多数都是从书本上和电影里获得的，她问：“是不是带着鲜花和酒？好像听说过烧纸钱，这个东西有卖吗？是不是自己带一个盆去烧？”

  周辰听说过电子扫墓，她问是不是在网上点个蜡烛？但是她认为：“电子扫墓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亲自到现场看望亲人的长眠之地，在那里，是代表你的一种态度。”（家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