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礼考工记》中，手工业者被称为“百工”。温州环山面海、气候温和，历史上一直以手工业著称。从新石器晚期萌芽，温州百工历经唐宋明清四个黄金发展时期，形成陶瓷、造船、造纸、漆器、织染、印刷及瓯塑、瓯绣、油伞、草席、鞋革等当时全国领先的工艺。

　　这种由手工制作、有独特风格的传统技艺，如今被称作“工艺美术”。目前温州仍活跃着十大类别、一百二十多个品种的工艺美术类别，部分已形成产业群，部分被列入“非遗”名录。尤其是鹿城、乐清等地，更是一片鲜活百工沃土。继乐清“全国木雕艺术之乡”这张国字号金名片外，鹿城区也获得“全国刺绣艺术之乡”称号。

　　本文试以地理、气候、移民及永嘉学术等条件，梳理温州百工形成、发展等历史脉络，以求在“弘扬永嘉之学，振兴温州百工”、打造新百工之城过程中有所启迪。

　　西周伊簋铭文（拓片）中最早出现“百工”两字，与之并列是“臣妾”。男的叫臣，女的叫妾。据《周礼》，臣妾主要工作是负责采集野生草木的果实（资料图片）

　　温州城区信河街、五马街、仓桥街、百里坊一带，曾是手工业者聚集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边有手工业作坊近三千家，从业人员一万七千多名，行业以五金铜锡、竹木制作、皮革、纸伞伞料等为主。他们审材成器，是居民生活中离不开的能工巧匠，也就是“百工”。

　　在汉代补缺《周礼》的文字《考工记》中，“百工”属当时全国六门工艺之一。“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是对“百工”较早的定义，包涵诸多特征：根据原材料曲折方圆和性能等来加工，使之成为百姓可用的器具。而所谓“五材”，据郑玄注“此五材，金、木、皮、玉、土”。《左传襄公二七年》也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之句，可见这五种材料对当时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后随着材料的增加，百工内涵也随之扩展，他们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新兴行业的从业者，是心灵手巧的实践者，是传承革新的力行者。那么温州为何会成为百工聚集之地？业内的人表示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主要在于地理、气候及移民和社会等原因。

　　气候是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温州地处温峤岭以南，温和的气候为农耕和手工业者提供较好条件，故早在南朝，已是“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又因非主要之兵家要塞，故在改朝换代等社会动荡时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经济人口得以持续发展，吸引了历代移民定居。

　　百工技艺的载体是人，温州是移民之乡。从西晋到清初，温州有过多次“大进”的移民史。如西晋衣冠南渡，北方贵族南下；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为避战乱，全国以及八闽之地大量移民迁入；到宋代，因乾道二年（1166）水患，温州人口“存者十一”，当局紧急申请福建移民补籍；建炎南渡，赵构温州避难，也带来不少南下人口。此后明初推行卫所制度，使得全国卫戍移民大批进入温州；另洪武三年（1370），因水患、蝗虫等造成灾荒，民众在政府主导下向全国移民，也有不少进入温州境内。清代初期，社会动乱也导致大量移民进入温州。

　　历代迁居温州的族群，不少“挟货”而来，他们有的擅长“铸铁”，有的长于“建山塘”，有的带来造纸、印刷技艺。如后晋天福二年(937），吴氏家族从福建南屏迁居瑞安陶山、桐溪等地，带来屏纸生产技艺，从而形成产业，带动周边民众从事生产。此外，温州宋代青白瓷、黑瓷，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活字印刷技术（五代时，王氏族群从河南迁居福建安溪，在明天启年间该族群王思勋五兄弟迁徙到温州平阳，带来活字印刷技术，后在瑞安东源形成产业）均由外迁人员引进。

　　尤其在宋室南渡后，温州人口激增到百万之众。地少土薄的温州，正如宋本《方舆胜览》所载“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因此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较之广袤平原，温州并没有多大优势。人多地薄，故居民只能凭借灵巧双手和智慧头脑，在原材料加工方面不遗余力，“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

　　移民中的能工巧匠，把各地手艺、技能和文化带到温州，被认同、接纳后形成合力。随着从业人员增多，逐渐形成分工细致化、工艺精美化、形式多样化的趋势，从而开创闻名全国的手工业，温州也因此被誉为“百工之乡”。

　　汇聚的历代“温州人”，用高超技艺从事造纸、印刷、漆器、纺织、造船、制瓷和雕塑等行业，他们制作的用具器物全国闻名，乃至不少被列为贡品。

　　如东汉时期瓯窑创烧的青瓷，因色彩雅致可爱，被晋代文学家写入作品，誉为“缥瓷”；如唐代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载有“永嘉土贡竹丝灯”等句，这种竹丝灯制作艺人，曾在我市慈湖、沙门、南堡一带聚居，到近现代，家家户户还都曾以此为副业。此外，丝绸、蠲纸、皮革等，也因制作精良被列为贡品。

　　温州并不产漆，但在宋代，温州漆器制作却号称全国第一。当时生产漆器的原料，大多由徽州、严州等地商人贩运而来，由温州工匠加工生产。宋元温州城区漆器作坊众多，大都集中在城区信河街、五马街、仓桥街、百里坊一带，有戗金、描金、堆漆、鹞色、绿色、牙色、卷素、撒光、嵌螺、针刻、剔犀、锦犀、飘霞等几十种不同工艺。其中以堆漆、描金最见特色，嵌螺最为精巧。温州漆器在当时的都城开封、临安都设有“专卖店”，不少产品还销往海外。从目前出土的漆器铭文中，常见有“温州”字样，可见当时“温州”两字已成品质保证。漆器堪称当时温州百工中的一张金名片。

　　温州独有的民间艺术瓯塑，历史或可上溯到宋代乃至更早的漆艺（漆器中的堆漆工艺）。到清末，温州堆漆艺人谢新宝，将漆灰（大漆）改成油灰，以瓦灰来替代原用的香灰，再进行塑形。这种将传统泥塑与漆艺相结合的独特工艺，被称作油泥塑，后名为瓯塑。后瓯塑又经多次材料改革，在塑形工艺、油泥色彩等方面均有长足改进，作品颜色多样、立体感较强，被称作“东方立体油画”“彩色浮雕”等，代表作被布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交部等国家级重要场所。

　　此外，宋代温州造船技术也非常先进，曾一度“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成为国内造船定额最多的地区之一。及明代以降，温绸生产技术成为周边城市翘楚，工艺传播各地。清代温州纺织、十字绣、制革、制瓷、伞扇、泥塑、竹编、木雕、彩灯、彩石镶嵌、金属工艺等产业形成规模，产销分工明确，活动疆域不断扩大。

　　而近代开埠以来，随着新生手工艺不断涌现，传统手工艺不停地改进革新，手工艺人队伍日渐壮大。因此，手工艺工会如铁匠工会、木匠工会、铜匠工会、纺织匠工会、理发匠行会等组织纷纷成立，以保护工匠合法权益。直到如今，温州仍是我国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曾获“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之都”“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等称号。

　　温州百工走向繁荣，除上述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外，南宋形成的永嘉之学，也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

　　在此之前的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孙），将先秦佚名作品《考工记》补缺儒家经典《周礼》，与国家行政、礼典、教育等并列成六类职官中的“冬官”，可见先哲对百工的推崇。但随着汉武帝（西汉第七位皇帝，前141前87在位）罢黜百家政策的推行，儒家思想备受推崇。当时的学者以“闻道”为最高境界，因此在他们“重道轻器”经世思想指挥下，朝廷科考取士以策论为主，科学技术、工艺制造等不被列入考试范畴。

　　所谓“道与器”，属易学和哲学范畴。“道”是无形的，即乾坤阴阳变易法则；器则是“有形有象、可以致用之物”。道与器一直是历代学者思想体系中关注的重要点之一。

　　南宋以温州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主要代表的永嘉之学兴起，成为当时较为重要的学术流派。永嘉之学提出“道器并重”，倡导“崇义养利，主张发展工商业、改善民生”等实际性工作。陈傅良就有“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之言，而这种注重事功、实用的思想，在当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永嘉之学在温州乃至浙东甚至全国，有了较大影响，其事功思想，为温州形成“百工之乡”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引领温州走向发展工商业之路。因此南宋温州城内，较北宋温州知州杨蟠所言“一片繁华海上头”更为繁华作坊店铺密布，百业齐全，不少行业如陶瓷、漆器、丝绸、造纸、印刷等已规模化生产。其中尤以丝织业发展迅猛，民办、官办作坊中，大量生产缂丝、瓯绸、溪绢、绉纱等。

　　永嘉之学到晚清，被温州大儒孙诒让继承和发扬。他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强调“百工”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表现在孙氏花费数十年著述而成的《周礼正义》及《墨子间诂》等书里。

　　孙诒让结合晚清洋务运动的西方经验，在《周礼正义》中所列“提倡科学、奖励发明、兴办制造、开采矿山”等条目，充分表明他的“重器”理念。他对“历史上长期受冷落，但被后世看作兼重道器、沟通义利重要著作”的《墨子》一书加以注释，对墨子的造物观念加以阐述。

　　墨子名翟，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他虽然立身于“士”，居“士农工商”之首，但他较为同情“农与工肆”。墨子阐述的“造物”理论，如工的巧拙理念、百工制器要有一定流程规范等；在《节用》一章里，墨子强调“强本节用”，也就是需要重视生产、提倡节俭。

　　孙诒让对两部名作的注释，孜孜以求的正是被传统士大夫忽视、贬低的工艺制造，反复阐明“百工”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不仅继承且弘扬了永嘉前辈的思想特征，还身体力行，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来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

　　随着晚清国门被迫打开，“实业兴国”成朝廷自救策略。清廷在1907年将“商部”更改为“工商部”，以加强对“工”的扶植。同时为促进各行业良性竞争，举行或参与国内外劝业会、博览会。而这时节机器生产尚未正式兴起，因此清廷展品以各地手工业品为主。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也从最早的炫奇、赛珍，上升到交流、邦交、商贸的层次，手工艺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温州产品也是各类展会上的常客，如1905年的美国圣路易世博会、1910年清廷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1915年美国巴拿马博览会、1926年的费城博览会及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温州的黄杨木雕、锡器、刺绣、石雕、镜框、栏杆、台绸、纸伞、龙须席等广受欢迎，成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当时均形成不错的产业群。

　　其中黄杨木雕盛产于温州城区及乐清两地，是我省黄杨木雕主要产区。为更好发展，清末民初，葛雨亭、叶阜如、朱子常等十多位知名艺人联合开设了“永乐雕塑工局”，使黄杨木雕远销海内外。随着产业壮大，此后还成立有雕塑职业工会等行业组织。除黄杨木雕外，温州刺绣，草席、纸伞等，也挑起百工之乡出口创汇的重任。

　　温州传统刺绣是历史悠远长久的实用工艺类别，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上海、苏州等地绣法，作品中常见绣花片、挂屏及佛教用品（如殿堂悬挂的布幔等）。清咸丰三年（1853），温州始设专业绣铺且盛极一时。温州开埠后，刺绣产品进入欧美和南洋市场。1916年，温州设立刺绣局，生产出口绣品，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在随后的五六年间，温州类似绣铺达二十余家，分布在城区府前街、五马街、打锣桥一带，从业人员达五六百人，年产值约四万银元。

　　刺绣中的十字绣（挑花），是近现代温州从事人数较多的家庭作业之一。十字绣从明末清初开始盛行，城乡妇女在羽纱布上绣出花鸟、龙凤、走兽及吉祥字等，用来装饰衣领、鞋头、枕套、肚兜等用品。而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国内商人发现欧美国家花边等绣品需求市场巨大，反馈给当局后，令“一律仿制”。1922年，温州人黄启文父子创办绮文女工社制作挑花布，并与外商艾黎波合作，开设了六家十字花台布批发局，专营出口南洋及欧洲市场。

　　温州出品的十字挑花台布、花边等，受到外国消费者欢迎。1926年，港台及外商到温订货，将这一个市场推上高潮。到1930年，温州花边等绣品生产遍地开花，如乐清就有七家花边局，年产量一万两千多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温州成立花边管理委员会，即温州地区花边厂前身，职工七十余人，外加工人员过万。到1958年，温州不仅有地区花边厂，还有温州市花边厂，乐清县花边厂等，专职员工千余人，外加工人员达三十多万，生产的绣品种类众多，有床上用品，家具装饰品、童装和手帕等日用品。花边生产辐射温州各县，产品畅销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后技术人员在十字绣基础上，又开发出“万缕丝”彩边绣、拉丝、拼花等绣法，提高了十字绣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后于2007年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字绣产品或是当时涉及人员最多的行业之一，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常见于温州城乡家庭作业中，几乎是那个时代温州出口量最大的工艺品之一。

　　与十字绣等手工作业的产品一样，龙须席也曾是家庭重要收入来源、温州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温州龙须席质量优胜，康熙年间被列为贡品。清代知名词人纳兰容若就有“八尺龙须玉箪寒”诗句，其中“龙须玉箪”即温州龙须席。1919年，温州人郑恻尘创办草席厂，后发明我国第一台软席织造机。而在之前的1917年，瑞安李毓蒙已成功发明我国第一台弹棉机，于是我市部分传统工艺，开始走上机械生产之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温州工艺美术重新焕发青春时期，其审美、设计等方面均完成了现代转型，在坚持传统中走向创新。近数十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机器生产的廉价制品渗透百姓生活，很多民间手工艺慢慢淡出实用行列，温州街头众多手工业作坊也在逐渐转型或消失。

　　为保护传统工艺，从民间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温州早在1960年代，就成立了全市工艺美术协会，1964年还成立了温州工艺美术学校。新千年后，温州又有不少研究所、县（市、区）工艺美术协会相继成立，如瓯绣研究所、瑞安工艺美术协会等。这些机构通过种种途径宣传、研究、创作和培养后继人才。2003年，瓯塑教育“从娃娃抓起”，进入温州市区部分小学美术课堂。而最近几年，瓯塑、黄杨木雕、瓯窑等又进入高校校园，改变了传统师承方式，对大量培养专业人才作出探索和努力。

　　如今温州城乡仍活跃着十大类别、一百二十多个品类的百工手艺。这些技艺分布广泛，已形成多个展示平台和产业园区。如温州城区设有工艺美术大师楼等代表性建筑和馆舍；乐清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黄杨木雕之都”，当地拥有“艺雕小镇”、个人木雕艺术馆等，木雕产业活跃；瑞安等地的蓝夹缬制作、木活字印刷等工艺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工艺礼品生产基地”也落户瑞安湖岭，年产值曾超六亿元；永嘉县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教玩具之都”，是全国重要的教玩具产销基地；平阳则有非遗文创街、漆艺佛像制作等规模街区和产业；泰顺的石雕、木雕、竹雕、车木玩具等，也已形成活跃群体产业。另外，如龙港礼品城、苍南碗窑瓷韵创意街均闻名遐迩。

　　据统计，温州现有799个“非遗”项目，其中传统美术119项，传统技艺240项。而进入联合国科教组织认定“非遗”项目的，有细纹刻纸、木活字印刷两项；瓯塑、瓯绣、黄杨木雕、彩石镶嵌、发绣等12个品种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十字花、竹丝镶嵌、温州石雕等21个品种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项目。至于工艺美术大师人数，温州拥有大师级工匠241名，其中国家级11名，省级75名。这在全国地市级中名列前茅。正是温州百工千匠以灵巧双手、智慧头脑，筑起全国百工“主阵地”之一。他们造就的寓美于器、寓道于器的人文之美，千百年来，早已植根温州人民的生活。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考工记》对成功制作良器提出的四大条件，即天时、地利、材美、工巧。而现今的温州，虽然仍是一个活跃的“工”世界，早已具备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等条件，温州鹿城区的百工，也已列入省文化标识，但百工振兴在发展路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如产业化能力薄弱、人才教育培训机制亟需改善、产业平台有待提升、重要技艺尚需加大扶持资金等问题。

　　期待温州百工技艺在各级政府高规格的发展引领下，继续弘扬永嘉事功之学，坚持文化自信，推动行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高水平保护；坚守产业之路，打造时尚创新金名片；坚持市场导向，谱写振兴发展新篇章，以“回应时代呼唤”，把温州打造成产业蓬勃的“百工名城”，以新“良器”为打造新时代浙江文化高地作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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