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的铜锣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这儿峰峦叠翠，碧波回环。村里矗立着一座青石碑，石碑中心四个大字“王地陈坟”非常夺目。石碑上方刻有“高大爷钧判”五字，左边刻有“万历拾年柒月初十日立”。此碑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前史。石碑背面也承载了一场历经六百余年的诉讼官司。

  唐乾符年间（公元874年一879年）黄巢军入江东，琅琊王氏后嗣王璧与女婿郑传招集村民反抗，因屡立战功，王璧被吴王杨行密授为检校兵部尚书，累加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杨行密身后，其子杨渥继位，但杨渥荒淫无道，王璧也被贬为祁门县令。随后，王璧以“年事已高”为由退隐祁门县。跟从王璧退隐的有一个名叫陈迪的家丁，他早年跟从王璧四处征战。王璧念其为人忠厚便将女仆彭三姐许配予他。

  唐乾化二年（912年）王璧逝世，葬于桂下乡安定都文溪社湾坦（今祁门县闪里镇铜锣湾）。墓前按规制装备石兽、翁仲、华表，有享堂、碑亭等，王璧后代置办墓场地步，占地四百多亩。因王璧九子二十三孙皆为显宦，分处八郡一十八县，大多不能来前尽孝守灵，所以，陈迪受托在墓旁盖了间茅草屋守墓久居，墓地日常均由陈迪打理。

  光阴荏苒，到了宋绍兴年间（1131年一1162年），陈迪后嗣违反守墓祖训，将草屋邻近的墓场“日垦月耕”据为己有，并连续把陈迪和陈氏先祖葬于此，将王璧墓“毁削殆尽”。

  宋宝佑乙卯年（1255年），朝廷倡议旌表忠臣，祭拜显祖。祁门县高塘村王璧后人王元义闻讯后，就将王璧的业绩上报州府，恳求帮助补葺王璧之墓。得到同意后，王元义回收王璧墓地、山丘地一亩、平地四亩三角二十步。

  宋元兵燹之乱，王璧墓园又荒芜。到了明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命令旌表史上功臣，徽州府上表“保证乡闾”功臣名册，王璧位列榜首。祁门高塘王氏后代王胜孙、王伯万等再次上奏府县，“极力复得”墓地一十五亩二角。

  明成化、明弘治（1465年一1505年）年间，因王璧墓地缺少办理，墓场及地丘荒芜，被陈氏后嗣陈容保“窃踞拜堂”占地建房，导致多起胶葛，均以高塘王氏败诉告终。

  明正德甲戊（1514年）三月初九，祁门县高塘王纶、王敬、王冕率后代二十六人上坟祭拜，发现陈容保又在王家祖坟场建屋，即“愤激填胸”，马上赶赴祁门闪里桃源村与陈玺、陈璞理论，陈家哑口无言又见王家人多势众，便回复“三月十二日回话”。

  到了三月十二日，陈家答复“不允退业”，即房不拆、地不退。此刻，王氏家族意识到事态严重，为阻挠陈氏家族的行为，协商由王舜臣“修书告之”歙县岩镇、祁门历溪等地宗亲，于三月十九日前来璧公墓前协商处理此事。

  三月十九日，“得信风闻者”2000余名王氏后代齐聚墓场约陈家理论，陈容保见状，自知理亏，便撤除小屋。“众见其服罪输情”，遂自动提出补助陈家拆房的银两。

  但数日后，正在为陈家预备补助银两的王家却收到诉状：陈容保之子陈廷萱向县衙告状，称王氏一族“人仗势众”侵吞陈家地步。三月二十七日，王珙向县衙申辩，责备陈廷萱混杂现实，是“诬告”，并出示谱牒方志和土地鱼鳞图为证。

  五月初四这起案子由巡按御史吴公亲赴当地勘验，并查阅很多祁门县方志和王氏、陈氏族谱，查明璧公墓园前史渊源和纷争来龙去脉后，下判王氏胜诉。并行文催促祁门县知县康公遂令陈容保交还盗葬墓地。至此，事清案明。

  明万历九年（1518年），朝廷下发政令要求各地各族清丈墓地，“整理疆界”。十月初八，祁门鸿村及江西勒功等地王氏宗亲，相约到璧公墓清丈墓地。当1000余人来到墓地时，发现墓地荫木被砍，墓地被损坏被盗葬。世人忙问询墓场办理人陈新道，其辩解称，璧公墓邻墓为杨氏祖墓，盗葬或许系杨姓家族所为，并称陈氏后人不或许用别人挖的墓穴葬先祖。

  数日后，高塘村王氏后人王大儒、王子玉等觉得工作奇怪，他们上告县衙。知县查清这桩盗葬墓穴案“元凶巨恶”正是陈新道等人。陈新道等人为到达强占“龙脉”意图，假造册簿，将王璧墓地点的“湾坦”改为“汪村”，将离王璧墓较近的王氏墓地主王胜孙改为杨胜宗，又在王璧墓后挖墓穴，葬入陈氏先祖，却对外谎称是杨氏所为。

  水落石出，祁门知县张侯、徽州府知府高侯、按巡院代巡蔡侯“三堂会审”后，“洞悉陈奸”作出“明界还地”判定：“璧公墓居中，坐西面东，坟前地四亩；东至畔下陈地；北至陈大济墙脚及地；南至陈坟堑及地；坟后地北边直进六十六步界外系陈坟及地；南边直进六十六步界外系陈地；西边横过四十步界外系董天隆地。前后合计地二十五亩，定界画图。”

  一起，为防止节外生枝至滥讼不断，责令陈新道立“王地陈坟”（意即此处是王家的土地，陈家的坟场）石碑于诉争墓地处。“于本年（万历十年）七月十六日立碑定界，事遂结案收卷。”

  为免日后复兴事端，在祁门知县掌管调解下，王陈两家族又到祁门县小路口立约订盟。陈家在和息文约上签字画押，盟誓陈家往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王地陈坟”石碑竖立及诉讼完结前后历时一年，直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月初八日完结，至此这场历经五百余年的纷争真实落下帷幕。

  明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陈氏后人陈子卓又因租种、佃息等事“构衅生讼不断”，屡次上告祁门县衙，因为“王地陈坟”案裁断清楚清楚，诉请均被驳回。陈善道、陈化龙、陈宏之、陈思哲等人又鼓动地邻陈天盖，假造陈姓田户文约，以缔结和息契约为幌，上交祁门知县宋公，妄图昭雪。宋公判理后查明根据显属不实，遂驳回。

  清顺治九年（1652牟），陈氏后人陈文象觊觎璧公墓园丘地，将“王地陈坟”石碑移至陈姓地端当作界碑。又勾结其叔陈云、陈胜、陈时，将墓园丘地分十二块，并盗伐价值千余金荫木二百余株外售。王家得悉后“揭贴遍告同宗”，并诉至祁门知县张公处。张公判后判定：拟杖责罚，责令陈文象将所盗石碑还立旧址，所盗树木还归王文光收领。

  清乾隆三十年（1765牟），陈氏后人陈定生等人编造与陈文象相同的作案方法，“假造伪契，自盗自首”，将“王地陈坟”石碑“妄指为界碑”，将所盗伐璧公墓地树木卖与宗亲陈鹰。王氏后人得悉后，再次告至祁门县衙，知县李公根据顺治十年勘验定论，作出裁判：“陈坟系盗葬王地乃免迁之坟，且立有‘王地陈坟’石碑，则陈姓有坟无地；陈定生垂涎树木，陈孔仪、陈士治假造白契；按例责惩，涂销白契，其树木变银若干，着王大治具领。”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祁门县衙收到陈氏后人陈孔仪诉状，状告王氏后人王正音所葬坟场侵吞陈家土地。两边争辩不休。知县徐公详览历朝文卷、黄册、鳞册，查清案情后，判定陈孔仪等“不得再行越界盗伐”，案结归档。

  该案重复历经六百四十年之久。《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由此感叹：“纵观璧公墓地侵复史实，自宋迄清六百余年，逝者如斯。”正如光绪十四年编纂绩溪《南关博叙堂宗·卷八·家训》所写：“古来那有因讼得地而兴盛的？惟有已葬祖坟命盗等事不得不讼。其他地步银钱都算小事，不用结讼……全部小氛致讼，至于破家荡产辱身失名，自害害人到后始悔，何不新近思量。”

  这起王陈两家墓地纷争案，历经六百余年，时空跨度之大、繁讼之长、两家涉诉人员之多实属稀有。究其因，一是跟徽州当地山多地少环境相关。康熙《徽州府志》记载：“郡之地隘，斗绝在其间。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潴蓄。”徽州崇山峻岭，人众地稀，坟场纷争成为徽州讼事主要特征。二是关于“聚族而居，尤重先茔”的徽州家族来说，为了强宗耀租，“不只求安，且欲以求福利”（康熙《徽州府志》），非常重视祖坟的风水。“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正如明万历年歙县县令傅岩在其《歙纪》中所记载那样：“徽尚风水，争竞侵吞，累讼不休，……结而复起。”三是徽人好讼喜辩风俗所造成的。徽人以为“对错不辩不明”，不管何事，总喜争辩，致使健讼盛行。“动辄呼冤，其声骇听。及唤至面讯，无非细故。”（清吴宏《纸上经纶》）。

  不过，透过这胶葛案的断案进程，清楚明了不一起期裁判官的审判技巧和断案才智。

  其一，明断巧判，统筹各方利益。对这起时刻跨度长的胶葛案子，裁判官首要尊重讼争史实，经过查方志，阅族谱，寻故人，勘现场，查明璧公墓虽经数百年沧桑，几度旷费几度复兴，但“王地”根据确凿，裁判官裁断讼争墓地归王家一切。不过，守墓人后嗣后代盗葬耕垦年久月深，让陈家将百年祖坟全迁不合情理，不然易变成新的胶葛。所以，裁断既要清晰对错，显示道义又要重视现状，防止节外生枝，激化矛盾。祁门县、徽州府、按巡院“三堂会审”后，独出机杼地作出“王地陈坟”裁断，即争论墓地判属王家地，陈家坟茔判属陈家，均衡统筹两边利益。

  其二，立碑划界，辨明对错曲直。立碑“王地陈坟”，一方面清晰王陈两家墓地权益规模，为判别对错曲直给出明断，另一方面，经过“王地陈坟”碑宣示，制止后续“盗葬”行为，为防备胶葛拟定了评判根据。“三堂会审”判定还翔实划分了璧公墓地详细面积，消除了胶葛危险。

  其三，缔结和息契约，防备后续讼争。以陈家甘罚许诺方式来清晰对错，完全防止了后续纷争。此案明断巧判，对当下诉源管理和防备胶葛的发生仍具有极端严重的学习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