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银工艺历史悠远长久，大致可分为三期：夏商周至初唐为初始期，盛唐于北宋初期为成形期，辽宋金元至明清为发展期。

　　早在商周时期，金器就用于祭祀和礼仪。金银器皿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已有较大发展，但尚受制于青铜工艺。秦汉金银器风格形制丰富多彩，呈现出恢弘博大的气势。东汉以后，金银器工艺开始脱离青铜器铸造的范式，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工艺类别。

　　大唐盛世，长安风月，这是金银器最为辉煌的时期，制作精美、纹饰繁多，为历代之最，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在吸取域外因素并融会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唐代金银器终于形成了独立的风骨。

　　唐朝以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总势趋于保守，但宋朝创制的夹层技法、浮雕凸花、镂雕等工艺，则前所未见，堪称宋代金银器工艺的新特点。清朝集前世大成，几乎将此前各个朝代的工艺集于一身，美轮美奂，“康乾盛世”时期几乎所有金银器通体透射着富丽堂皇的珠光宝气。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金色的魅力早已深入人心。文物中精湛的黄金加工技艺，如鎏金、镶嵌、锤鍱、金银错、掐丝、炸珠、錾花、累丝等，无不展现了古人对金色的钟爱。技艺精湛、美轮美奂，每一件都令人叹为观止。

　　商周时期青铜铸造业正处于巅峰，金器主要是作为饰物用于祭祀和礼仪，多为金箔、金叶、金片，包贴于其他质料物品上作为附属性装饰。例如商代“后母戊鼎”的鼎耳和鼎足上都嵌有金。

　　商周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金冠带、金面具等大都诡异奇特。反映了古蜀人对祖先、太阳的崇拜。

　　外径 12.5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厚度仅 0.02 厘米，重 20 克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采用了超出想象的精细工艺。这件金箔采用了錘揲与切割技术，厚薄均匀，纹饰边缘整齐平滑，如此高的完成度充分说明了三星堆居民对黄金的延展性和物理性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其他三星堆黄金制品还综合使用了包卷、模压、镂空、雕刻等深加工技艺，以至数千年以后仍璀璨夺目。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金银器生产使用的区域明显扩大，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十分喜爱金银物品。北方主要是用于人身装饰，最常见的有耳环、臂钏、项圈、发笄等。其次，北方游牧民族装饰主要为各种题材的动物纹，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生活气息，圆雕、浮雕、透雕动物纹的手法最能展现高度发达的金银细工和强悍的匈奴文化特征。圆雕金饰中，造形最为独特、工艺最为复杂、制作最为精湛、在匈奴金银细工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一件鹰形金冠饰。

　　茫茫草原之中，雄鹰俯瞰狼羊咬斗，金冠饰浮雕卧虎、盘角羊及卧马等图案，其余大部饰交错绳索纹，有着非常明显的北方骑马民族的装饰特点，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胡冠”。少数民族贵金属工匠们举重若轻、卓而不群的非凡设计巧思体现在同时期的各种圆雕、浮雕、透雕动物形饰品上。

　　《韩非子·内储说上》：“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由于矿藏丰富，金银容器率先兴起于南方楚地，楚地金银器延续了青铜器铸造的传统，多用范铸法、错金、焊接、镶嵌等技术大大丰富了金银器的表现形式。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银器皿、服饰器、生活用具、称量货币等都展示了当时顶级的铸造工艺及纹饰风格。

　　盏高 10.7 厘米，口径 15.1 厘米，重 2150 克，含金量 98%，是已知先秦金器中最大的一件。此盏造型端庄稳重，盏盖中央有 4 个短柱连接的环状捉手，盏底有 3 个作反转 S 形的凤头形足，金盏口沿及盏盖顶部所饰精致细密的蟠螭纹、绹纹及云雷纹保持了春秋晚期青铜器的纹饰风格。

　　此外，还有非常多错金银器物也证明了春秋战国金银器在设计、制作诸方面的根系仍然深植于青铜文化体系中。

　　金银错亦称“错金银”，是中国古代传统金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始于商周，盛于春秋中晚期。错金银的制作，分为两种方法，一是直接锤制：要先在青铜器外表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或银丝片，锤打结实，再用蜡石将其打磨润滑，利用金属间不同的性质，使二者牢牢结合，凸显器物上预先设置好的图案。另一种称为涂画法，出现较晚，《说文解字》解释：“错，金涂也，从金，声”。涂画法第一步是制造“金汞齐”。古人发现汞和黄金接触之后，可以将黄金包裹其中，形成金汞混合的金属。古人称“泥金”。用泥金在青铜器的凹槽上涂饰各种纹饰或者铭文，也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

　　社会经济与工艺技术的双重进步显示了秦汉时期的黄金作为财富储藏和地位象征的功能。秦朝时期，金银已被用作法定货币，并且综合运用了铸造与抛光技术，显示出一定的技术水平。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金王朝，视黄金为上币，时兴铸饼形金、金钣、褭（niǎo）磃（ tí ）金（铸造成马蹄形的黄金）、麟趾金。这些特殊的金币不仅含金量高，而且形制复杂，铸造细节惊人：内外均设有便于检测成色的特殊标记，通体抛光、金丝联珠。秦汉金币有浓厚的政治色调，常用作皇室赏赐、祭祀厌胜、权贵交易的媒介。

　　刘贺（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西汉第九位皇帝，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墓出土金器共 4 类 480 件，包括文献记载的所有汉代金币品种，是汉古出土金币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超过了此前历次出土汉代金币的总和。

　　麟趾金和褭蹏金的铸造技术方面的要求极高，不仅含金量很高，还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在铸件表、里铸出许多“面”和“边角”，以便检验、鉴定各部分的成色。

　　细金工艺是把黄金或者白银加工成极细的金属丝或者极小的金属珠，把它们组织成有规律或者有造型的装饰图案，并将其焊接到金属器物或饰品的表面，进而达到精细化装扮修饰的效果的金银加工工艺。要能制造出极细的金属丝和极小的金珠已经很高的要求，而同时要让焊接毫无痕迹更是难上加难。麟趾金和褭蹏金足以体现西汉人对于黄金加工工艺的历史性突破。

　　东汉时期，金银器“掐丝、镶嵌、焊珠”的工艺已逐渐发展成熟。与先秦时期金银器的成形方法相比，此时的器皿多以锤鍱、焊接法成形，脱离了青铜器的范铸成形。图案花纹镌刻细节圆滑平夷、纯净自然。此时的抛光技术能使器物达到很高的光洁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饰品特别是各种美化人体的首饰随葬的风气极盛。可细分为头饰、手饰、佩饰等。头饰最引人注目。除了金珰、簪、钗、耳环、耳缀以及作桃形、圆形、花瓣形的各种金片，要数以步摇为代表的鲜卑金银制品工艺最为精巧。

　　步摇的基座常采用鹿、马、牛等北方草原常见的动物形象，其上各式数量众多的桃形、圆形、花瓣形、柿蒂纹金片则为源起于西方的步摇冠上缀饰的花朵与摇叶的残件。深刻体现了大变革时代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据《晋书》记载，三国初，鲜卑族部众入居辽西，见燕代地区流行的步摇冠，遂效仿敛发戴起步摇来，故被其他部族称为“步摇”，后渐音讹，遂称莫护跋部为“慕容”。

　　此时期的动物形象金饰如金狮、金羊、金辟邪、金鸟、金龟等倾向于简约质朴、造型简练，没过多繁复的装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自然美的崇尚。这种风格与当时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相契合，体现了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的哲学影响。

　　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过程中，有许多瑞兽导行的神话传说，故金银器上似龙、羊、马、牛的动物纹样可能即与鲜卑拓跋族源、祖源神话有关。这块四兽纹金饰牌采用透雕工艺，四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兽首向外，作张口吞噬状，屈身，短尾上卷。造型与匈奴遗物大致相同，异于中原文化系统。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器风格的重大转变期。唐代由于对外交流更广泛，西方金银器物的造型艺术、装饰纹样和捶揲工艺在大量传入的同时逐渐与唐代的创新融为一体，使中国古代金银器风格突变。

　　在器形方面，唐代金银器主要是受中亚粟特、罗马拜占庭及波斯萨珊等地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仿粟特的带把杯、仿拜占庭的高足杯和仿萨珊的长杯……来自域外的装饰纹样有立鸟纹、翼兽纹、联珠纹等。其中，兽首鱼身的摩羯纹（印度神话中水神的坐骑，所以有鱼的身体）便是由中亚粟特地区、古印度传来。

　　把杯是粟特银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器型之一，粟特地区的带把杯绝大部分在杯体下部有横向内折棱，圈足，器物口沿至腹部有环状把手，把手上有指垫，指垫上或浮雕人物头像。这件收藏于陕西历史博馆的鎏金银杯为八瓣花形制，口沿下有环柄，腹部饰以缠枝蔓草和花鸟图案，足部饰缠枝蔓草纹，纹饰精美，足以呈现出中亚文化对中国金银器发展的影响。

　　大唐时期的胡瓶主要有两种制式，一种为萨珊式，另一种为栗特式。这件萨珊金花银壶通体光素，鼓腹细颈，壶底外扩，执柄上下连结，鸭嘴形壶口顶端有胡人头像，颇具特色。在《书·李大亮传》中有唐太宗将胡瓶作为赏赐嘉奖赠与李大亮的记载。据说作为开国功臣的李大亮在任凉州都督时，太宗遣台使去往凉州，台使让其将自己饲养的名鹰进献给皇帝。李大亮上奏太宗直言不讳地说，陛下很久不打猎了，使者却要我献猎鹰，如果这不是皇上的意思，这使者就太过分了。唐太宗回书称赞了李大亮，并送去了一件胡瓶表示赞赏之意。由此可见唐时胡瓶已经具有不凡的身价和地位。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制作流程与工艺代表了唐代的顶配水平。唐代工匠全面掌握了来自西方的锤鍱技艺，不仅用于塑造器物的形态，更在器表锤击出立体感十足的纹样轮廓，辅以錾刻细节，甚至将雕琢的花纹片嵌贴于器身，通过焊接技巧实现半浮雕效果。唐金银器雍容华贵的外观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为展示其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

　　鸳鸯莲瓣纹金碗的圈足一周有一圈非常细密的小金珠排列在一起，这是当时唐代的工匠采用了一种叫做“炸珠”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先将等距的纯金细剪成小线段，洒于木炭上，以火烧熔凝结成圆珠状，再筛拣颗粒等大者，密布于金属胚上烧焊接合，形成器物表面的“联珠纹”或“鱼卵纹”。炸珠通常和掐丝编织镶嵌一同使用，“金筐宝钿”是唐人对当时流行的宝石镶嵌形式的专用称呼。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外径 4.6 厘米，金香盂直径 2.8 厘米，链长 7.5 厘米，香囊外壁用银制，呈圆球形，整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形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一侧以钩链相勾合侧以活轴相套合，下部球体内又设两层银制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

　　香囊用于燃放固体香料，设计上还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支点悬挂法。香囊内部有半球形焚香盂，以其直径与边缘相交的两点为轴线，与内持平环用活轴衔接。当内持平环呈水平位置时，香盂因自身重心低，可以前后轻微晃动而不会左右倾斜翻倒。内持平环与外持平环亦用活轴相连接，连接点在焚香盂原连接直线垂直的方向，两轴心线度。内持平环能避免香盂前后方向倾斜，外持平环则能防止香盂（包括内持平环）左右倾斜。

　　法门寺为李唐一代安置释迦牟尼真身指骨的四大著名寺院之一。法门寺地宫里共计有 96 件金银器，多为大型器物。

　　宋代金银器突出“创新”一词，其轻薄精巧、更趋小巧，清秀雅致。其中碗、盏、杯、盂一类器物花式繁多，多因器施画，使造型与装饰和谐统一。

　　宋元的金银饰品基本沿用了已发展成熟的诸种工艺，其中以立雕装饰和浮雕凸花工艺为主。工匠通常将立雕技法与其他工艺手段如凸花浅刻等巧妙结合。

　　浮雕凸花工艺在唐代虽已产生，但使用较少，仅见于金银器局部的单体花纹。宋代以后，为了表现多层次的画面，更多使用这一工艺。如“天下状元”铭诗词人物图鎏金银盘采用压印浅凸花、锤鍱中凸花和雕塑半立体形高凸花三种形式区分画面主次，使图案分成高、中、低及錾刻地纹四个层次。增强了人物立体感。

　　辽代遗物中以金银器最耀眼，其金银器出土数量大、种类多、造型题材丰富、文化内涵斑斓多彩。饮食器皿和生活用具是辽国金银器的大宗，其造型、纹饰乃至器物组合情况无不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已经出土的有捍腰、鞍桥、带饰、缨罩、压胯银铃等马具和辔具、当卢、铃罩以凸形节约和异形杏叶等部件。其上常饰忍冬卷草或配以龙、凤、鹿等图案装饰。

　　錾花是使用一整套具有各种基本图形的錾子，通过锤击錾子，使金属表面呈现凹凸花纹图案的一项工艺。此种工艺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至今依然为匠师们沿用。

　　上面这几件辽代文物出自陈国公主墓葬，她是辽景宗的孙女，18 岁突然病逝。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随葬品共 3227 件，有许多制品是用金、银、玉石以及玛瑙、琥珀、珍珠等贵重材料制作而成，充分反映了契丹大贵族的豪华奢侈和墓主人的显赫地位。

　　辽国特有的器形是带链器，如金荷包、金针筒等。内蒙古赤峰出土的辽代银鸡冠壸和鱼龙纹提梁银壶，是这一时期金银器中的珍品。其造型为典型的契丹族人在马上携带的皮囊壶式样，具有浓郁的契丹民族风情。

　　这件鎏金鹿纹银鸡冠壶因壶把造型像鸡冠，壶盖与壶身以银链相连，壶身四周錾刻美丽的花纹，正中间刻有梅花鹿、山石、灵芝、海水组成的图画，宛如仙境。壶身形似马镫，又称皮囊壶，具有浓厚的骑马民族风格，是契丹众多精美银器中的典型代表。契丹族的金银器制作受唐朝影响较大，但器形和装饰花纹又具有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此鎏金银质鸡冠壶是辽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似，素面较多。但偶有几件文物出现繁复装饰，具有富丽堂皇、繁缛堆砌的趋向。

　　明代是我国金银器制作历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时金银器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浓厚，皇家使用金银器遍及宫廷、佛事、祭祀、冠服、生活、陈设等每个方面。许多金银器制作工匠融合南北技艺，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金银器艺术品。

　　明代金银器纹饰极其繁复，制作流程与工艺上大举进步，广泛采用了金银掐丝镶嵌宝石工艺，并将累丝、花丝、金银丝织造等精细工艺发展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金玉交相辉映，使器物更显得华贵雍容、富丽非凡。

　　九龙九凤冠集中了明代的顶级首饰工艺，金龙金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此冠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百余粒，珍珠 5000 余颗。在龙凤之间饰翠云 90 片，翠叶 74 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嵌宝石 12 块，金翠交辉，富丽堂皇。镶嵌工艺则包含挫、锼、捶、闷、打、崩、挤、镶等技法，将金做成托和爪子型凹槽，再镶以珍珠、宝石。累丝工艺包含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技法，是金银器手工制作能达到的精细之最，所作之物无不奇巧、规整、富丽。

　　清代金银器可用精、细二字概括。在造型上，清代金银器融合了中原、蒙古、西藏、新疆以及西南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风格，同时借鉴了西方文明的科技成果，使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绚丽多姿。新现的闹钟、天球仪等都是绝无仅有的精美艺术珍品。皇家所用金银器，遍及典章、祭祀、陈设、佛事、生活诸方面。传世的大量佛教供养品，包括佛像、经匣、佛塔、殿坛等，种类非常之多，体量庞大，制作精良。

　　在工艺技巧上，清代融汇中国几千年金银器制作流程与工艺之大成，其细腻精工是明代所不及的。除了全盘继承以前所有的锤鍱、模压、范铸、镶嵌、镂雕、掐丝、垒丝、炸珠、焊接等传统技术外，还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在金银器上烧透明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以及金胎画珐琅的新工艺。

　　金胎画珐琅工艺是景泰蓝技艺的延伸，借鉴了传统景泰蓝工艺中的錾刻与点蓝技术，先在金胎上用精细的手法錾出各种图型，再用釉料、釉沙等原料点蓝着色。需要根据金的熔点、线胀系数、胎与颜料的化学反应来调整颜料。因此金胎画珐琅器成品稀少，名贵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