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鱼洞鱼轻路的一间租借房中，记者见到了赵女士和她的女儿黄颖（化名）。“我其时拆开信的时分，也就只要这么多东西。”赵女士手里拿着一个浅黄色的牛皮信封，她一边从信封里边掏出两张折叠过的银色锡箔纸，一边向记者介绍道。

  这个牛皮信封的收信地址为“鱼洞中学高三五班”，收信人为“黄颖”，寄信人是在日本横滨的“伴场厚培”。依据邮戳判别，这封信是2011年10月12日从日本横滨寄出，2011年10月19日早上8点抵达巴南区鱼洞投递站的。

  黄颖和记者说，她是20日下午2点去校园上课时，收到这封挂号信的。“信是那天正午另一个班上担任发报纸的同学带过来的，让与我同班的另一位女同学代为保管和转交的。”黄颖回忆说，拿到信的时分她也没发现这封信有拆封过的痕迹。当晚，赵女士和女儿一同拆开信封，“里边只看见两张折起来的锡箔纸，其时心里凉了半截。我急速打电话给日本朋友。”听了日本朋友的描绘，赵女士得知：“本来他用两张锡箔纸，别离包裹了5张一万日元的纸币，然后又别离装进两个小信封中，最终一同装入牛皮信封里边的。朋友还告诉我，之所以用锡箔纸，便是怕信封太薄，他人用光照过夜透过信封看到里边装的东西。”

  在听朋友描绘了寄钱细节、确认朋友寄钱的现实之后，赵女士当晚就报了警，“可是派出所说这种工作立不结案”。次日，心急如焚的她又找到校园，并从校园得悉，这封挂号信是由收发室教师朱某代收的。“后来我也找过邮局，也咨询过律师，可是都没有正真取得一个清晰的说法和处理实践问题的方法。”为此，赵女士很抑郁也很不解：“这十万日元，到底是谁拿了？”

  39岁的赵女士现已离婚，在本年9月份回到重庆之前，一向在上海打工，而她的女儿黄颖也一向交由阿姨代为照料。“这位名叫伴场厚培的朋友实践是一个在日本工作了26年的上海人，原名何厚培。”赵女士说，她和何厚培是三年前经人介绍在上海知道的，两人世有必定的爱情，“他知道我的生活条件欠好，所以就经过函件寄钱的方法给我一些协助。这次寄钱并不是第一次了。”之所以挑选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假如经过汇款的线万日元需求好几千日元的手续费。

  “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200元，即便不吃不喝，要8000元最少得花半年时刻。”这两日，赵女士茶饭不思。赵女士还解说，因为她刚回重庆不久，房子是租的，没有信箱，才让人把信寄到女儿校园。

  赵女士以为校园、邮局仍是有必定的职责：“既然是挂号信，就应该亲手交到收信人手中签收。”昨天下午，记者从市邮政公司了解到，他们已就这封世界挂号信的整个投递环节打开查询，而记者也将持续予以重视。见习记者 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