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总部员工正像往常一样进行审计工作，只不过这次的工作内容有些许特殊，是对近30年的账目进行一次大清扫。

  当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半之时，一笔巨额的款项瞬间引起了全体审核员工的注意，一万两千英镑，还是1967年的，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下来，就等于82308元人民币。

  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为落后，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手笔，能够在银行中存在如此巨大的金额呢？这样的一个问题盘桓在每一个银行员的心中，可当人们将目光移到存款人一栏时，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竟然是周总理，这可与周总理一贯的形象全然不符。

  要想探明这笔巨款的来源，必不可少的的就要涉及到周总理的薪资问题，如果大家抱着身为一国总理，薪金待遇自然不可能低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战后重建的工作进行得异常困难，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经济，组织国内生产，为了可以让中国老百姓不再衣不果腹，他们四处奔波，早将自身待遇等琐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因此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待遇问题被一再搁置，直到三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才将领导人的工资待遇问题提上了日程。

  而在内部，工资问题都是以所担任的职位高低和参加的革命的时长来做综合考虑，所以有人提出，凡是担任国家的主席、总理等要职，都应该按一级待遇来算，但毛主席却认为，“应该将一级工资留给那些为了革命而献出珍贵生命的烈士，自己还是拿二级工资。”

  在经过商讨后，关于领导人的薪资待遇已经落地，除了宋庆龄的情况较为特殊，拿一级工资外，其余的国家主席、总理全都都以二级工资结算。

  在进入60年代后，三年的自然灾害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民众的生活陡然而下。国家能够多省出来一点钱，就能够挽救一个老百姓的生命。

  为此，毛主席主动将自己的工资降到了三级，而在主席的带领下，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要求降低自己的待遇，薪资也变成了每月的400多元。除了将自己的薪资待遇降低之外，周总理还与自己的妻子进行商议，将她的工资也进行下调。

  就参加革命的时间和所处的职位来说，拿着三级工资也没有一点问题，而她本人在得知国家的艰难处境后，还主动将工资降低到五级，在在周总理的劝说之下，决定节省自己的开支用于国家建设，自己只拿六级的工资就够了。

  而自从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紧张以来，周总理便与妻子进行商议，银行卡的账户中只要有5000元就够了，只要没什么急需用钱的地方，就全都当做党费。即便是平日里的开支，也都是精打细算，从不浪费。

  少年的高远志向，中年的苦苦追寻，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即便是担任总理一职以来，在工作方面宵衣旰食，时刻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

  有一次周总理在翻看账本时发现盐比平常多花了一分钱，虽说是一件小事，但也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视，这并不是周总理对自身多花了一分钱而计较，还是从一袋小小的盐身上，他看出来埋藏在它背后的国计民生。

  盐是所有的老百姓家中所常备的必要调料，一旦价格持续上涨，人们的生活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除了对老百姓的热切关心之外，周总理本人的生活也非常的简朴，相信我们大家在小学的时候，都学过《周总理的睡衣》这一篇文章，那件睡衣的领口和袖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磨损，另外的地方更是补丁的堆叠，但只要能接着使用下去，总理都不会轻易的丢弃。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带着对人民无比关切的情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8岁，在总理逝世之后，他的妻子向前医院的各界领导人公开了周总理所留的遗嘱，短短三句话，道尽了总理平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死后不保留骨灰；在处理后事时不要搞特殊化；不开追悼会，也不用进行遗体告别。”

  虽然这三句话是周总理对党中央所发出的最后请求，但有些同志却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虽然知道这是周总理想为国家所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但他们这些人对于周总理的感情很深，每天都看着周总理为了国家大事而披星戴月、奔波劳苦，还想要进行最后的告别。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要为周总理召开追悼会，进行遗体告别。

  但在是否保留骨灰方面，大家不敢妄下决议，最终向毛主席进行请示，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为周总理举行最高规格的葬礼仪式，但关于怎么样处理骨灰问题还是遵从周恩来同志的意愿。

  按照周总理的遗愿进行最后的工作，寿衣是旧的，骨灰盒也是最便宜的，但这些外在的东西并掩盖周总理身上所散发的光芒。

  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周总理真正地做到了在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

  他的一生，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但却有十里长街的送别，千万人的不舍。就在灵车缓缓驶在长安街的瞬间，有多少人都希望时间能够就此停留，让他们将最真诚的希望和祝福送给总理。

  总理已经逝世，但他的精神仍在长留，他的妻子接下来这一棒，病逝前，同样对身边照顾她的人说道。

  “将她未用完的工资，全都以党费的形式交给祖国；而自己所居住的房子，由国家另行分配，不要以故居这种形式而空着；为了不给国家和医疗等工作人员造成负担，在病情无救时，也不要进行抢救。”

  她虽然只有一副瘦弱之躯，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处处为他人着想，他们夫妻二人即便身居高位，也从不大搞特殊化，始终将国家、人民置于生活的首位。

  经过银行工作人员的仔细审核，周总理夫妇的银行存款账户上仅存留5709元，那一笔横空而来的一万两千英镑究竟是从何而来？认识到此事严重性的工作人员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此事，通过对此事的全面查账，调查的最终结果让人泪目。

  这就要从生活在二战中的一个英国女孩开始说起。1940年，随着希特勒野心的逐渐膨胀，为了掌握对欧洲各国的控制权，相继将战火蔓延到欧洲各国，英国便首当其冲，得到了德国长达10个月的猛烈轰炸。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连人的性命都朝不保夕，更何况是工作呢？22岁的年轻女孩多利所在的公司迫于战火的侵袭，最终选择了关门大吉。但生活还要再继续下去，为了能养活自己，她向伦敦分行银行投去了简历。

  当时的伦敦分行与我国还有很深的牵绊，这是中国银行在伦敦所设的一个重要分行，除了负责英国方面的业务外，还与欧、非两个大陆紧密关联。由于多利出色的财务能力，被伦敦分行一眼相中，很快成为柜台出纳中的一员。

  除了日常的银行工作外，多利还负责向在英国的海员发放工资，在长期与我国海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多利对他们的日常活动都有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了解，这些海员在得到工资后，全都用在自己的玩乐享受上，没过多久这些工资便全部落在伦敦管理的俱乐部手中。

  善良的多利自从在报纸上得知在东方战争上，中国与那些残忍的侵略者正展开殊死搏斗，心中不免升起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于是她多次劝解的海员，让他们将工资节省下来，支援祖国的抗争。

  在多利的不懈努力下，一部分海员幡然醒悟，让多利为自己办理银行汇款业务，好为同胞的抗争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多利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帮他们尽可能的减少在手续上所花费的费用。

  而这些海员所办理的业务，也极大的提升了多利的工作量，而这些也让领导看到多利的工作上的能力，多利的职位也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然而这样的顺利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多利很快就遇到了人生的滑铁卢，不说工作差点丢了，就连自身的性命也差点葬送了。

  1944年，虽然抗日战争已确定进入到最后阶段，但我国的处境还是不容乐观。军备物资方面出现了严重困难，许多在前线上抗日的士兵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为了挽救国内的困局，远在异国他乡的伦敦分行决定发挥自己的余热，在异地筹集资金。

  经过商讨，伦敦分行的领导决定在柜台设立两个专门的募捐箱，以向各界人士筹措资金，这两个募捐箱，分别是从不同的渠道设立的，即老蒋的夫人宋美龄和红十字会。

  但不知是从何时开始，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设定的募捐箱所捐的钱款经常对不上号，后来经过多利的仔细观察，才得知负责管理这个箱子的人员私自从中拿钱另作他用。

  多利不想辜负那些好心相助的善意，于是在募捐之时将蒋介石夫人名义设立的箱子藏到柜台之下，前来募捐之人只能看到红十字会的箱子。

  长此以往，官员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在发现多利的举动后，他们立即向银行负责人反映，以私藏募捐箱之名，要求开除多利。不仅要在多利的工作上做手脚，恶劣的官员更在私下里对多利进行威胁，如果她再进行干涉，自身的性命也难以保障。

  银行的领导者虽然知道其中的猫腻，就他本人的立场来说，是十分支持多利的举动的，但他也无法与那些的高官相抗衡，就在他决定忍痛将多利辞掉时，一个人挺身而出，缓解了当时的困局。

  他就是刘本昆，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出色能力的人，在学成之后，最早是在中国银行在上海的一个分支点工作，随着工作方面的出色表现，被派往伦敦协助分行的管理。刘本昆本人的正义感是非常强的，在得知多利这一举动的初衷后，更是表现出对行为的愤慨。

  在他的鼎力相助下，多利在银行的工作得以保留，多利被他的热心所感动，在接下来的相处过程中，二人发现，他们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国度，但在某些观点方面却出奇的一致，在刘本昆的主动出击下，二人渡过了热恋期，并于1949年顺利结婚登记。

  二人婚后的生活也过得异常美满，在丈夫刘本昆的影响下，多利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刘道蕊。

  此时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的主力已经被我军歼灭，新中国成立。最先解决的主体问题自然是在经济上，中国银行顺利被接管，中央随即设立了总管理处专门负责银行方面的事宜。

  而中国银行的分行遍布各地，随即周总理又立即向海外分行致电，要求他们将所有的资金冻结，等待中央的接管。但这场行动进行得并不是非常顺利，尤其是在伦敦方面。

  据后来在伦敦分行工作的人员回忆说，“当时的银行是由两股势力把控，一股偏向于中国内地，另一股与台湾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在这其中，偏向台湾的势力更胜一筹，许多高层领导都在其中，对于周总理的指令，他们表示拒不接受，甚至还打算将银行内所存的外汇偷偷运往台湾。

  刘本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与当时的4名员工组成起义小组，与高层领导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他还向北京致电，表明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而当时的伦敦分行，内部早已支离破碎，大多数的员工被迫下岗，偌大的伦敦支行就只剩下十几个工作人员。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刘本昆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长期在银行的工作经验支使他快速做出决定，并将这一处理方案立即向中国银行的总管理处进行汇报。

  “我们完全服从周总理的决定，并且按照总管理处的要求，在伦敦银行中开设了一个英镑账户，凡是要使用这笔资金，则必须有起义小组之中的一人签字。”

  正是刘本昆的这一决定，才保住了伦敦支行的大量资金，对于国内的经济推动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很多年之后，有人问刘本昆在当时处于明显弱势的局面时，是怎样的力量推动着他的前行？

  刘本昆的回答显得十分的铿锵有力，“如今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但反动派仍不死心，还想保存实力进行最后的对抗，为了打破他们的阴谋，守卫中国在伦敦的资产便显得十分紧迫。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而他们所组成的起义小组一直在商议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

  在这场闹剧结束后，刘本昆被委以重任，直接提拔为伦敦支行的副经理，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支行的业务也在逐年攀升，刘本昆夫妻俩的薪资也随之水涨船高，二人很快就解决了在伦敦的居住问题，更实现了出行自由，有小汽车作为代步工具。

  虽然在物质上显示得非常富足，但刘本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常年在异国飘荡，他的内心早已有了一个缺口，无比的希望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因为那种归属感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

  随着新中国的强盛起来，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中英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直到1954年才建立半建交关系，在1972年才正式确立外交关系。

  随着中国在伦敦办事处的设立，使得刘本昆的思乡之苦缓解了不少，在工作之余，便经常带着妻子前来大使馆，为她讲解中国的文化和发展。

  在得知中国如今的发展出现困难，刘本昆感觉自己心如刀绞，因此他决心投身于祖国的建设当中，但妻子刘道蕊怎么办？中英还未建交，妻子的国籍便成了一件麻烦事。

  刘道蕊在得知自己的丈夫近日来忧心的事情后，表示出对丈夫回国的全力支持，而自己也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嫁入中国。

  但要回到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刘道蕊做出这一决定后，英国政府首先以要出示中国政府接收公民的文件作为阻拦，不予解除刘道蕊的英国国籍。

  当我国驻英大使馆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协助刘道蕊办理入籍证明，在英国移民官的震惊面孔下，只得为刘道蕊办理解除公民身份。

  虽然国籍的问题解决了，但她的丈夫刘本昆在工作方面又出现了困难，在向中国银行总部提出申请后，总部的领导出于全面的考虑，依旧是建议他先继续在伦敦工作。但刘本昆并没有就此放弃，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在1967年获得了许可。

  接到这一消息，刘本昆立即变房产准备回国，与此同时，为了支援祖国的建设，还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在其中表明自己想要为祖国的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于是给周总理汇去了一万两千英镑。

  因为不知道这笔钱交到哪方人手中才能将其发挥到最大，但他只信任周总理，所以最终选择将汇票夹入信中。

  在收到这笔钱之后，周总理很快做出决定，“这笔款项属于个人，国家不能收，尽快查明汇款人身份，将其退还回去。”

  但当时的国内环境较为复杂，负责此事的人员并未查出是刘本昆所汇，无奈之下，将其汇入周总理的账户中，至1997年审核之时，这笔汇款已经在银行待了30年，通过换算，在加上利息，在97年就等于46万元人民币。

  而那时中国银行也查出是刘本昆夫妇所汇，上级在得知后，决定按照周总理的处理方法，加上利息全部退还给二人。

  虽然这笔巨资能将老两口的生活提升上一个档次，但二人到老，也没改变过奉献国家的念头，终究是刘道蕊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以这笔巨款成立基金会，表彰在银行领域内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