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南通禁止制售冥币纸钱的新闻引发热议。南通市民政局、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3月25日发布通告称，为逐步推动该市殡葬改革，摒弃丧葬陋俗，倡导文明祭祀，净化城市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和法规，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殉葬用品。

  相关通告发布后引起大量网友关注和讨论，反对者认为，缅怀、祭祀祖先是中国传统，不宜看作是封建迷信。其实自古以来，反对烧纸传统、将其斥为恶俗的声音就不曾断绝。宋史学者魏华仙发现，北宋开封就有制作纸钱的作坊和专门销售纸钱的店铺，供民众在祭礼中消费。而当纸钱的生产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地方产业时，往往会引起官方对劳动力浪费的担忧。有“绍兴名臣”美名的廖刚于绍兴九年（1139）上书高宗，表达对东南地区的农民放弃农业转去制造和焚烧纸钱的忧虑，

  “若穷力以输鬼工，倾资以给野火，尤无谓也，臣愿陛下断然下焚纸之禁，斥其有害于农无补于教，使愚民顿悟百千年习俗之非，不亦善乎！”

  到了当代，环境保护也成为了反对这一习俗的理由，许多人指出烧纸钱会污染空气和水，存在火灾隐患。

  将纸钱等纸糊物品作为祭品焚烧，以补给和告慰去世的亲人、祖先或神灵——尽管面临争议，这一习俗从唐朝开始延绵不断，成为全世界华人的重要文化传统之一。它太过久远平常，我们大多不会深思这个行为背后的深意，但对一些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人的纸钱习俗却是一个迷人的研究课题，而绝不仅只是“封建迷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柏桦（C. Fred Blake）更是在专著《烧钱》中认为，纸钱习俗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难以捉摸的中国文化精神。

  “人们在每一个充满风险、危机或焦虑的人生阶段，都要化烧这些世间事物的纸质仿制品，试图通过仪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怀孕、生育、旅游和可能会带来破产厄运的洗发活动，到成年、结婚、婚姻失和、离婚；有时也借助纸钱对付小人以及其他麻烦（还可以反过来诅咒或扰乱自己的对头），或者驱除恶鬼、哀悼死者、怀念逝者、感念冥德，乃至帮助死者顺利度过祛除肉体污秽的地狱般的折磨；有时是借它开启事业、完成托梦、登程上路、参加考试——这是一张无穷无尽的清单。”

  柏桦也在书中追溯了烧纸习俗的起源故事，发现常常提到的是蔡伦，他被公认为是纸的发明者。虽然在真实历史上蔡伦是汉和帝（89-106）时期的一名宦官，但在民间故事里，他是一位已婚的狡黠商人。据传说，蔡伦发明纸张的时候人们对纸的需求很少，为了处理囤积的纸张，蔡伦夫妇想出一个诡计劝说人们相信，这些纸烧掉后会在阴间变成钱。

  在另外一些故事里，施行诡计的是蔡伦的哥哥蔡莫和他的妻子慧娘（历史中无记载）。他们里应外合，让人们相信烧纸能使人死而复生。一些故事的结尾也点明，人们最终发现了烧纸并没有这种神奇的效果——这一点在真实的生活中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妨碍烧纸成为一个习俗。一些民间故事会提出一种理论，认为生命的轮回犹如金钱的循环，货币价值（以及所有形式的财富）在宇宙中循环，受控于幽冥世界。

  关于纸钱习俗的缘起和流行，柏桦梳理了五个假说：第一，这一习俗来自儒家传统，特别是受到《礼记》的影响；第二，这一习俗的流行伴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印刷术的出现则受到佛教经文和法物的推动——不少学者相信，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佛教的兴起有关，其发明可以追溯到隋朝。

  第三，纸钱的兴起与纸币的发明处于同一时期。武德四年（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唐高祖开铸“开元通宝”，这种外圆内方、可以缀连成串的铜钱制式可以追溯到西汉，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北宋初期，伴随着商业发展、远距离贸易增加和贸易额上升产生了一系列金属货币使用不便的问题，商人开始使用印刷纸张作为交易收据。中国纸币的发明可以追溯到995年，四川成都的商人开始使用“交子”作为私人交易的媒介。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宜州官府发行了第一种官方纸币，面额从一到十贯钱不等。纸币在宋朝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普及，在元朝发行量进一步提升，但在明清时期不再受到朝廷的偏爱。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恰恰是在真正的纸币不受欢迎的明清时期，纸钱习俗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

  学者们同样认为，纸钱的流行得到了“重生轻死、重人轻神”的儒家教义的推动。柏桦指出，“除了在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基础上实践这些主张之外，儒家还明文规定允许穷人家庭减少祭品的尺寸和花销。”使用纸质替代品作为祭品，能节约普罗大众的丧葬费用。

  然而柏桦提醒我们注意，纸钱习俗未必就是具有“节俭精神”的。任何有过清明节上坟经历的人对此应该都有体会——人们在烧纸钱这件事上似乎并无节制的概念，希望黄泉下的亲人能过得好，烧的纸钱和其他纸质祭品自然“越多越好”。“纸钱推动了一种奢侈精神，允许供奉者沉浸于一场无限制的仪式，他们能够在供奉过程中通过焚烧来彰显自己。”柏桦指出，如果说儒家士大夫有限度支持纸钱习俗是为了削弱普通人对等级制度的敏感或至少确保普通人遵守尊卑贵贱规则，那么普通人也在通过纸钱习俗来颠覆和嘲讽等级制度。“在那些身无一官半职却沉迷于阶序的神秘性、一心梦想升官发财以期有可能左右这种等级特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的寻常百姓中，纸钱习俗大受欢迎。”

  古代中国人敬惜字纸的态度或许也为我们理解纸钱习俗提供了一个视角。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主任白玲安（Nancy Berliner）在研究中国八破画（一种以逼真写实画法描绘破损册页字帖的“拼贴画”形式）时指出，文字残片到19世纪对普通大众也有了重要意义。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一个名为“字纸会”的民间组织将对经典教义和书法的尊重演变成对一切书写文字的尊敬。其成员相信，不能到处乱丢写有文字的纸张。他们会雇人在街上收集旧纸，装在一个贴着“敬惜字纸”字样的大筐里，把收集来的旧纸丢到文昌庙的特殊炉子中焚烧。收集旧纸的人也将由此获得长寿与好运。

  中国人到底为什么烧纸钱呢？做田野调查时，柏桦注意到人们给出的两种理由：一是为祖先神明烧纸能带来幸福、解脱和赎罪感；二是烧纸是一项应尽的义务，如果不这么做后果将不堪设想。

  纸钱的象征性意义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中国人似乎认为，金钱的力量甚至在往生世界里依然强大，财富规则能够左右家族命运。在《左道》一书的第七章“财富的魔力”中，美国历史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提出在中国传统宇宙观中，超自然世界近似于世俗世界，因此晚明时期财神信仰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该时期货币经济的变化。美国人类学家希尔·盖茨（Hill Gates）进一步认为，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不仅为货币经济的冲击提供某种心理抵御机制，更是成为了抵御精英意识形态和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的反霸权机制。

  盖茨发现，“金钱被当作一种普世交换媒介”的观念渗透进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在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金钱成为民间文化中的一个普遍意象，纸钱由此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仪式和习俗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此生福祉和转世命运皆能被金钱价值所量化——浮现于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资本主义原则与人类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盖茨提出“道教与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法来回应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与加强法制和国家力量相比，中国版本的资本主义精神更强调个人尽到自己的义务，清偿他人的恩情。清偿恩情的义务被人与神明之间的“神圣金钱交易”强化了。鉴于中国官方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带有某种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民间意识形态暗示了对国家控制的潜在抵抗。

  柏桦虽然承认是盖茨首先提出了“把纸钱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但他为纸钱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一个现象学和人类学概念，意指人类直接体验的全世界——在前现代时期是金钱化的（monetized）而不是商品化的（commoditized）,

  “事实上，整个中国历史都可以被视为不同朝代尝试维持一种货币体系（金钱纽带）而通过生产体系的非商品化来抑制商业贸易的历史，这事实上是防止借助物品流通而牟利的人对生产体系产生控制。实现这一任务的方法，是将生产体系维持在以农为本，并且推行严格的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

  在柏桦看来，帝制中国的政权需要控制两种价值，一是农民的劳动力，二是农民的家庭伦理（孝道）。剥削家庭劳动力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用工资、平等观念来掩盖剥削和占有劳动力的本质，小农生产方式则是以神秘化的方式来起到掩饰剥削的作用。烧钱作为对献祭、牺牲的仪式表演，就是上述神秘化的其中一种方式。

  柏桦认为，中国人的“活”（生活、生存）与“活儿”（劳动、工作、劳作）是同构的——生命就是劳作，而劳作是价值的来源。“在这种意义上，自觉性身体的体力付出和劳作就为了生活世界的维持和再生产。自觉性身体的劳作所产生的价值不同于‘剩余价值’，它依靠品质而不是数量来衡量，而且具有更强的创造性、自我实现性和自我生产性。”

  纸钱的神奇力量因此是由劳作决定的：无论是在草纸上扎孔以模拟铜钱的孔洞、把银箔纸叠成元宝形状还是仅仅用双手去触摸每一张纸钱，这些乏味的、奉献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工作带来“一种转换的创造性能量，这种创造性的能量存在于身体（生命本身）的生命活力当中，并且它深刻地意识到了对于他人所承负的道德义务。”柏桦援引一项人类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确认和象征人际关系的形式不是情感表达而是其他社会行为，自我牺牲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行为。叠纸钱将一个人所做的牺牲隐藏在大庭广众之下，纸钱习俗于是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展演，体现人们的“孝”和“仁”。

  纸钱习俗千年以来持续不衰，直至现代。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纸钱习俗已经被现代经济力量所驯化：纸钱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商品、一种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纸钱的形式也开始模仿现代银行发行的纸币或债券（即鬼票），鬼票面值的“通货膨胀”（柏桦收集的一张鬼票上有80亿的字样）既是对现代货币体系的戏仿也为纸钱习俗糅入了一丝超现实（surreal）和极度现实（hyperreal）并存的色彩；与此同时，其他的纸质祭品也在成为当代消费品的模拟，比如别墅、轿车。

  柏桦注意到，当代中国人对纸钱习俗的态度是矛盾的，但即使是不相信阴间存在的人也容忍烧纸。在他看来，最“典型”的代表是他在石家庄遇到的一位退休司机，他不相信神灵可以收到纸钱，但他依然在烧纸。“他的态度是游离在否认神灵存在和否认仪式有效性之间；肯定习惯的力量和肯定义务感之间……我并不把这看成是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相反，这正是风俗的实质，是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

  【美】柏桦.《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美】万志英.《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